“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

　　—— 诺尔曼·白求恩

　　平时极少看电视，更不用说看电视剧了，主要原因是缺乏时间，也是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受电视文化腐蚀的榜样。长期以来，我只从书籍、少数几份报纸和网络上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之所以抽空看完20集的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下称《白求恩》)，之后又看了《白求恩传：手术刀就是武器》（作者之一泰德·阿兰是白求恩的生前好友，他们曾经共赴西班牙战场），并写这篇读(观)后感，原因也有两个：一是难却江西老乡胡平先生(该剧旁白的撰稿人)的盛情之约，二是白求恩的医生身份与我一直关注的医疗卫生改革有关，也即胡平先生再三强调的“当下性”。在投入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成本后，才发现我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问学需求：我想知道，白求恩是如何完成由一个“坐医”向“战地英雄、烈士”(“行医”)转变的，同时，这种角色转变对由政府、医院、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商、保险公司等构成的现代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哪些严肃的挑战？

　　观看《白求恩》和阅读《白求恩传》之后，我自己能够确信的一点是，长期以来对白求恩的评价是表面化的，甚至是对白求恩生平的一种误读和误导。《白求恩传》由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翻译，先后于1954、1955、1957和1979年4次出版，其间白求恩只是作为一个家喻户晓和毫无争议的英雄人物被祭奠。我不知道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怒斥“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故事以及推广全国性的劳保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和乡村赤脚医生制度时，是否受到过白求恩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启发。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1979年农村改革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但白求恩的毕生追求在他为之献出生命的这块土地上了无踪影，即便他的英雄事迹，除了保留在小学课本里外，也几乎被“大人”们遗忘了。

　　我对“白求恩”的观看、阅读和思考告诉我：他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不仅仅在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传教士般的职业道德，还有他对传统医疗制度不够尊重(或难以顾及)公民平等的健康权利的事实(这一事实导致市场经济社会里贫穷人口的缺医少药)的理性批判和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勇敢建议。

　　那么，白求恩是怎样建立起社会化医疗制度的理想，又是怎样知行合一地去追求实现这一理想的呢？关于前者，《白求恩》语焉不详，从这部电视剧里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激进青年如何转变为一个完全的人道主义者，而在《白求恩传》里，我们则有机会仔细跟踪他由一个普通医生向一个传统医疗制度的批评家和改革者过渡的轨迹。

　　是家庭和时代造就了我们所熟悉的白求恩：一个以手术刀为武器与病魔作斗争的医生，一个以犀利的文字和口才向传统医疗制度讨伐的斗士，一个像修道士对待上帝那样对待自己的病人的天使。

　　白求恩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父母都是传教士)，他的祖父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虽然他在电视剧里声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想他在继承祖父衣钵也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时候，《新约》里有关基督为穷人治病并最终为拯救人类罪恶而献身的故事却早已通过其双亲的言传身教浸入了他的血液之中(“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社会化医疗制度“先知”的文化基础。同时，白求恩又出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高度成熟的年代，劳资冲突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他即将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医生生涯始于法国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