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底特律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一个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城市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底层穷人付不起医疗费(付得起医疗费的多半是卖笑为生的妓女)，因而得出一个结论“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这些人往往等到病得积重难返的时候才来看病！

　　由于他医术精湛，越来越多的普通医生向他转诊有钱病人，他开始财源滚滚。原因是同样一双手“它们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是富人”。他进而“发觉自己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他送病人来，他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护这个制度”。但是他“尽可能弄够了钱，然后回到原先的贫民区病人当中去，找回失去了的平静的心境，找回玷污了的为贫病交迫的人们服务的医生理想”。

　　两年后他得了肺结核，在特鲁多疗养院靠气胸疗法死而复生，由此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再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我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他回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圣心医院从事肺结核治疗方法的改进，并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但他再次发现：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亡的。

　　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导致更多的失业和贫困，肺结核患者反而增加了。白求恩认识到：

　　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但他还是从医生行为的角度提出了初步改革现行医疗制度的想法：

　　我们要取消挂牌行医，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中间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得在他得病之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

　　那么，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呢？白求恩回答说：

　　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去过修道院的简朴生活，那么一定也会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们健康服务的传教士。

　　这些人靠什么生活呢？白求恩依然乐观地回答：

　　人民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显然，他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

　　1935年，他得到机会去了一趟苏联，发现了那里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康复制度，回国后又开始研究医疗史和各国医疗制度，并组织了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他与他的同仁们认为：

　　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而医务界必须向政府提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计划。在实施这个方案后，医务界即必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