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的一次内外科的学会上，白求恩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有关社会化医疗制度的方案：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军队、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正当他即将开始为他的庞大计划进行大力不懈的宣传和推动之时，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为了抵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势力，他放弃了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辉煌前途，毅然作出了把医疗服务送到第一线伤病员的决定。时隔不到两年，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但他也许没有想到，他的遗体将永远留在中国。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他无疑进了天堂，端坐在希波克拉底的身旁。作为天使，也许他一直从天堂默默注视着那曾经硝烟弥漫、马革裹尸的混乱人间。他也许已经知道，他的祖国加拿大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战后陆续建立了社会化的医疗制度，但私人医生制度并未全部废除。他也许知道苏联已经解体，但在俄罗斯和其他的独联体成员国依然保持着基本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这些变化无疑会抚慰他那伟大而寂寞的灵魂。那么，他肯定也知道，他为之献身的中国，却至今仍未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或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那些当时与他并肩作战、响应他为伤员自愿献血、以小米红枣鸡蛋供养他的老乡们，很多至今还挣扎在贫困和疾病的双重苦难中。以他的耿直性格，他一定一直在为此号啕大哭吧？！

　　的确，面对白求恩的在天之灵，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税收更是超高速地增长，但我们却任由乡镇以下的卫生医疗机构萎缩，任由医疗机构采取“以药养医”等手段“宰割”患者，任由社区医疗卫生资源大量闲置；我国的医疗费用总开支中居民个人的支出比例竟然常年维持在60％以上；我国的医疗服务公平指数则更是位居世界末位！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不但放权弃责，更乐于与民争利，还在为是否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犹豫不决！健康是一种平等的权利，维护这种权利是现代政府的一项最基本的公共责任。难道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对着无数无钱就医或因病返贫的穷人在无休止的犹豫中等待下去吗？

　　正如《白求恩》中的一句旁白所言：他(白求恩)离当下已经很远很远了，他离当下的中国人又很近很近。你不觉得他的目光总是温暖或者犀利地注视着我们？你不觉得他的思索也常常如春雷般在我们的心中隆隆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