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自1941年5月南渡到1945年9月北撤，艰苦卓绝，奋斗四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年中共与日、伪、顽进行大小战斗六百四十三次，收复上虞、南汇县城两座，攻克敌伪据点一进一十余个，收复国土三万平方公里，毙俘日军六百余人，毙伤、俘虏伪军八千五百六十六人，解放同胞四百万人。我军从小到大，从九百余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成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武培育力量。
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四年中，我党我军也有1239名干部、战士和党的工作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烈士的英名将永远留在浙东人民的心坎里，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谈判。我党为避免内战，寻求国内和平，决定主动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于1945年9月30日开始北撤。北撤前夕，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在《新浙东报》终刊号上刊登了由顾德欢同志撰写的《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这篇饱蘸离别泪水、清深意切的告别书，字里行间渗透着浙东新四军广大指导员对浙东人民的极其深厚的感情，洋溢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谊。战士们出发时，根据地人民扶老搀幼，泪眼相送，战士们频频回顾，依依惜别。此情此景相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同志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1945年11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到苏北涟水，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及独立第一旅（照片4-8-18）。
请看第五部分“坚持斗争 重建武装”（照片30幅）
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浙东地区和四明山，对我根据地人民实行政治清剿和军事围剿，疯狂捕杀革命群众，浙东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留下来支持斗争的同志们执行党的“树立旗帜，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转入地下活动。他们依靠群众，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拉起一条坚固的隐蔽战线，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条件相当艰苦，住的是草棚“公馆”，吃的是野果野菜，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但同志们对党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却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照片5-1、4、5）
1946年冬天，敌人对四明山地区发动“雪天清剿”。为冲破敌人的清剿，地下党组织大量恢复基层党组织，建立也不少“红色保垒村”，并恢复扩大民兵，为在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作好准备，当时余姚左溪乡七丘田村就是“红色保垒”中的一个（照片5-3）
地下党组织曾在各地建立了不少秘密联络点，位于余姚城内的鸿兴面店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余姚城内的一处重要联络点，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照片5-6）
在严酷的地下斗争中，我党许多优秀的干部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中共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中共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中共余上县特派员黄明、四明工委委员陈爱中、中共镇海县特派员罗德生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照片5-7、8、9、10、11）
朱祥甫，这位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支持我党活动，被国民党浙保部队逮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挥笔写下“得道者存、失道者亡”八个大字后英勇就义。
1946年冬，为恢复以四明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上海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始了恢复浙东根据地的新阶段。四明山区地下党组织也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缴枪斗争。1946年12月4日，朱之光等人袭击国民党余姚天华乡公所，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三支（照片5-13），1947年3月11日陈爱中、赵士炘、沈宏康率领武装突袭国民公所，缴获一批枪械子弹（照片5-14）。缴枪斗争提高了我党的装备水平，为重建革命武装打下了基础。
1947年5月15日，中共四明工委在余姚陆埠洪山草茅庵召开会议，宣布重建四明山革命武装，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四明山地区革命斗争从隐蔽坚持阶段转变为游击战争阶段（照片5-15）。五月下旬，四明主力武装，渡过姚江，出击三北，扩大了影响，鼓舞了群众（照片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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