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昔日敌人，现在友人”东史郎，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研究员朱成山。

　　从1987年开始，东史郎共7次来中国，身边都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陪伴，朱成山陪同东史郎赴北大做过报告，两人也曾携手向日本最高法院递交过抗议书，朱成山形容他为“最熟悉的日本友人”，而东史郎也视朱成山为“忘年交”。如今，东史郎已经去世将近两年，朱成山向记者回忆起了与东史郎交往13年间的点滴往事。

　　为谢罪长跪不起的“东洋鬼子”

　　朱成山记得，他和东史郎初识在1994年8月。当时他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自日本京都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东史郎。

　　他说，他是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今天，我这个东洋鬼子是特意来向南京人民谢罪的。” 在朱成山的回忆里，东史郎当年83岁。

　　那一次，东史郎在刻着中、英、日文的“300000遇难者”石碑前长跪不起。当是，东史郎在馆内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鞠躬谢罪，不停地弯腰，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东史郎曾告诉朱成山，自己的亲生母亲受军国主义毒化程度极深，在东史郎出征前曾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兴地去吧，万一不幸被支那（中国）兵逮捕，就用这把刀剖腹自杀吧。我有3个儿子，死一个也没有关系。”说完后，母亲把一把刻有“菊”字的短刀交给了他。

　　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物，刀则是武士的象征物。

　　而东史郎的养母却在与他分别时，痛哭流涕地对他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两位母亲，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年的东史郎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上侵华战场的。

　　而朱成山记得非常清楚，1997年8月，东史郎第3次来到南京参加首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还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除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东史郎和乐隆史还专门去了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馆，向遇难者献了花圈，默祷谢罪。

　　朱成山告诉记者，在大屠杀遗址，东史郎给儿子讲述当年日军集体屠杀的往事，东史郎打着手势，讲得非常详细，而作为当时东京一个知名的音响制造企业的技术员，东隆史边听边点头，听得非常认真。

　　也正是这次东史郎在南京的举动，以及朱成山对东史郎近距离的观察，让他和这名东洋鬼子思想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中国人的宽恕让他拥有第二次生命

　　交往几次后，朱成山和东史郎成了莫逆之交。朱成山也渐渐了解了东史郎——这个昔日侵华老兵的内心世界。

　　“东史郎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至今朱成山还记得，老人曾介绍说自己1937年8月应征入伍，参加了中日战争，后来在1944年再次应征参加“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直至战败，东史郎曾和他说过这样一段往事：日本战败后，任军曹的东史郎负责率领几个日本兵从浙江省运输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当他们的船到了十六铺码头时，负责接洽他的中国军官马上就认出了东史郎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

　　原来，这个中国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正是藏身在重重死尸之下才捡回性命的，与东史郎再度见面可谓狭路相逢。

　　眼看着这个中国军人的炯炯目光，东史郎感到万念俱灰，按照日本战场对待俘虏的惯例，东史郎断定自己已是在劫难逃。可是这个中国军官却告诉东史郎，“恨不能一刀劈死你，但上面有命令，以德报怨！”

　　后来，这个军官并没有为难他们。

　　中国人的宽悯，一直以来深深刻在东史郎的脑海里。东史郎回到日本后，娶妻育子，生活过得十分幸福，但他知道，是中国人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