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将军13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由连指导员直接提任团政委。18岁时，红四方面军组建主力师，抽调享有荣誉称号的“能攻钢军团、能守钢军团、夜老虎团”三个团组建成88师，由郑维山任师政委。郑维山将军是从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在他7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三爬雪山，三过草地，参与和指挥大小战役数百起，在现代世界战争史和共和国的建国史上都写下了不朽的篇章。1955年9月，在授将军衔时，郑维山被授予上将军衔。两个月后，他找到周恩来总理，主动把上将军衔让与年龄较大、资格较老的同志，自己宁愿接受中将军衔，后经党中央研究同意了他的要求。 
 

              将军石

 

      将军石在故居的后山上。这里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风光秀丽，气象万千。拾级而上是将军亭，亭上镌刻着著名书法家李铎题写的“十三岁革命出生入死历经百战功勋赫赫垂青史，十五岁入党赤胆不改一身正气忠心耿耿昭后人。”将军亭与将军石遥遥相对，过将军广场即到拜台和将军石。整个建筑恢宏大气。将军石为一整体的花岗岩，周长20余米，高近6米。郑维山将军幼时常在这里放牛，在将军石下躲风避雨，与此石有着依依不舍的感情。解放后，他多次回到家乡，每次他都要在将军石下独坐沉思。因此，在他的遗书《向党告别》的信中要求把骨灰撒在将军石的周围。

                 常胜将军郑维山的传奇故事

    郑维山将军是我军最富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将军之一。他自幼投身军旅，戎马一生而无败绩；长期担任要职而一生贫寒。他是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是我军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1915年8月，郑维山出生在河南省新县泗店乡屋脊洼村一户农民家庭。父亲郑国祺参加过“黄麻暴动”，并担任村苏维埃主席。1928年，13岁的郑维山投身革命，担任乡少先队中队长。1930年1月，郑维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他带领70多名小伙伴参加红一军。参加红军后，郑维山担任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的传令兵。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他受到了战火的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精干的军事指挥员。1933年9月，由于表现突出，郑维山由连指导员擢任红九军27师81团政委。同年底，又被调任27师政委。从此，他率部打遍了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成为威震川陕的少年猛将。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发起仪（陇）南（部）战役，郑维山率部向四川军阀田颂尧盘踞的盐井发起进攻。他以猛打、狠追之势横扫南部以东地区，夺取了盐井，歼敌3000余人，打垮田颂尧4个团。不久，郑维山调任四方面军新组建的主力师红三十军88师政委。88师的3个团是从不同的3个师中抽出享有荣誉称号各有特长的主力团组成的，即“能攻钢军”263团、“夜老虎”265团、“能守钢军”268团。郑维山率领该师攻剑门，打陕南，血战甘肃马家军。 
    为迎接党中央北上，郑维山率88师发起陕南战役。驻守在陕南的***孙蔚如部第49旅据险阻我北进。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郑维山介绍说：“敌49旅是甲等编制，齐装满员。这个旅在***军队中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敌旅长王毅武，治军极严，是个悍将，人送外号‘王老虎’。” 
    为打好这一仗，郑维山率部于当天下午就到达二郎山阵地。入夜，郑维山亲率“夜老虎”团从敌人疏于防范的悬崖处摸上山顶，自上而下向敌人猛攻，将敌压到一小山沟里。次日上午，将敌歼灭，只有敌旅长王毅武只身脱逃。 
    历史往往出现巧合，从此，郑维山是逢“虎”必打。建国后，著名军旅作家魏巍手书“赫赫猛将出少年，行若疾风势如电；昨夜出动夜老虎，今朝定有捷报传。”并刻石以纪，此碑树在四川省巴中市碑林。 
    解放战争开始后，年仅32岁的郑维山接替杨成武出任第3纵队司令员，与纵队政委胡耀邦成为“文武佳配”，演绎了攻集宁、战张家口、出击平汉线、三战涞易满、鏖战清风店、解放石家庄的著名战役。 
    1948年1月，他率部参加涞水战役。此时驻守涞水城的是***朝野寄予厚望的“中兴大臣”傅作义部31军。12日上午，大雾弥漫，郑维山指挥7、8旅开始攻城。恰在此时，敌增援部队第35军32师绕过我阻击部队，突从背后之拒马河向3纵队杀来。郑维山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敌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被傅作义视为“家珍”。第32师又被傅作义视为生命，是其主力中的主力。全师排以上军官都是傅作义亲自挑选，优中选优。该师被誉为“虎头师”。 
    得知敌情后，郑维山命令警戒部队将敌32师放过拒马河，加紧赶修工事。敌军长鲁英麟深知郑维山善于夜战，命令师长李铭鼎谨慎小心，不可夜战，撤回河东，天亮再战。李铭鼎拒不听令，打保票要在天黑以前拿下庄疃，与3纵队决一死战。 
    如何围住涞水，又能消灭敌32师？郑维山命令9旅和8旅一部出击庄疃，其余部队继续围攻涞水。一阵炮火急袭后，李铭鼎预感不妙，直接向傅作义求救。傅作义急令其骑兵第4师驰援。次日凌晨，3纵队开始向庄疃猛攻，战斗进入白热化。而在此时，警卫部队报告敌骑4师在晨光中举着闪闪的马刀冲了上来。司令部的空气一下凝固了，政委胡耀邦轻声问：“司令员，部队是否后撤一下？” 
    郑维山坚定地说：“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赶。命令24团集中所有轻重机关枪掉头打骑兵，命令纵队所有炮火向敌骑兵射击！”此时的3纵队围敌一个师，打敌一个师，阻敌一个师。一阵炮火过后，骑4师溃逃。战至上午9时，庄疃战斗结束，全歼“虎头师”，李铭鼎被击毙。敌军长鲁英麟逃至高碑店车站举枪自杀。这一典范战例，是郑维山军事生涯中的杰作，被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战役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平，傅作义痛心疾首。后来傅作义在给35军训话时讲：“一定要活捉郑维山，消灭3纵队。此仇部报，有愧于35军军人的称号！”巧的是在其后不久，35军被郑维山率领的3纵队全歼。 
    1951年2月，郑维山任19兵团副司令员，与司令员杨得志率部赴朝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6月，出任20兵团代司令员。 
    1953年5月，郑维山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开始了。此时，在朝鲜东部我军与美军的势态是这样的：我方阵地被美军突入战线成了“凹”字形，而美军阵地明显成了“凸”字形。且突进来的阵地宽约20公里，纵深约9公里，敌方可以俯视我纵深和前沿部队，我一切动向均被敌看地很清楚。假若停战线以目前势态划定，双方各自后撤2公里，则我东方战线将无险可守。这一严重势态，上至志愿军总部、下至我东线参战部队都非常明白。但如何拿下这几个高地都是很大的难事。对面防守之敌是美军一个加强团，筑有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而且敌军在山顶据险固守，我部队需仰攻。两军阵地之间相距2至3公里，沟大谷深，不利于我军炮火的展开和大部队的集结。怎么打？如何攻？郑维山多次到前沿侦察，苦苦思索。5月初，在20兵团司令部，郑维山召开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兵团所属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以及到此观战的我军高级将领李天佑、李成芳等。郑维山首先大胆地提出了实施大部队潜伏的预案。他沉着地解释说：“敌前沿和侧翼都有大片树林，可供大部队潜伏。我们提前把部队潜伏在敌前沿，第二天傍晚发起攻击，以突然之动作可抢攻上高地，有效地减少我军的伤亡。我估计了一下，敌兵力是一个加强团，我潜伏兵力最少要有3000人以上，200门大炮。问题是这几千人在敌人眼皮底下潜伏一昼夜，别说吃喝拉撒睡，就是咳嗽一声，打个呼噜都会被敌人发现。如果被敌人发现，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请同志们讨论一下。” 
    司令部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一向以勇将著称的许世友也抽着烟皱起了眉头。60军军长张祖谅站了起来：“我同意司令员的方案，把任务交给我。只要给同志们讲清楚，加强部队纪律，不会出现什么坏的局面。 
    郑维山手拍胸口坚定地说：“打！出了问题我负责！” 
    会后，郑维山特意招待了60军的连队干部，把应注意的事项一一讲清楚。大潜伏开始了，2个团的前线指挥所、4个营部、15个半步兵连、4个机枪连共3500多人，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敌人阵地前沿。 
    1953年6月10日，太阳早早地爬上了山顶。这实在是一步险棋。我潜伏部队距敌不到200米，敌人的说话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敌人在60度到70度的陡坡上扔手榴弹，就可以打到潜伏区，更不要说各种枪弹和大炮了。这一天，上至志愿军总部，下至60军的各级指战员，几乎都在一秒一秒地数着过。许世友、郑维山、杨勇、李天佑、李成芳都不眨眼地从望远镜里注视着敌人阵地。太阳终于缓缓地落下。傍晚时分，敌人突然向我潜伏区打了几炮，我30多名战士牺牲，但敌没有发现我潜伏部队。晚8时20分，总攻开始，200多门大炮齐吼，3500多战士突然出现在敌阵地前沿。经70分钟战斗攻克敌阵地，歼敌27团3个营及师搜索连。此后又苦战4昼夜，打退敌人190余次反扑，歼敌7812名，巩固了我东线阵地。 
    3500多名战士、200门大炮，在距离只有200米的敌人眼皮底下潜伏长达20多个小时，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突击部队用70分钟歼敌一个加强团，也首创志愿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一个团的范例。 
    为表彰郑维山的功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5年初，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两次向中央建议下，郑维山出任华北军区（后改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北京军区担负华北和首都北京的防卫重任，同时也处于历史旋涡之中，稍有不慎都会给主要领导者引来烧身之祸。1967年1月，在“文革”动荡最激烈的时候，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时的北京军区已被林彪、“四人帮”捣成了烂摊子，原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相继被打倒。上任伊始，郑维山先后3次确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南巡的安全，深得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信任。不久，江青等人要打倒广电局局长丁莱夫。在召开的“文革领导小组”会议上，郑维山力保丁是好人，不能打倒。他不解地问江青：“红卫兵冲击北京军区和卫戍区领导机关，‘文攻’好理解，这‘武卫’怎么说？部队的‘五不’该如何执行？”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郑维山包庇坏人。” 
    于是，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围攻郑维山。同年7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八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派人先后3次查问郑维山到了没有？接见开始后，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前3次接见你都不在，这次你再不来，别人就要打倒你了。”毛泽东深有所思地说：“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你们都是风风火火，有你们在，没有人能搞乱中国。 
    毛泽东的话深有含义。郑维山和许世友都来自大别山区的新县，两家相距二十多里路，许世友在山南，郑维山家在北山。建国后，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两人都是我军著名战将，忠心耿耿。1985年10月，许世友去世后魂归大别山，葬在老家松林之中。2000年4月，郑维山将星陨落，安葬在老家将军石，两人仍然是一南一北。 
    林彪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先后4次召见郑维山。郑维山也深知林彪的为人，每次召见都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或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前往，对林彪实行敬而远之。为此，林彪大为恼火，先后3次大乱北京军区，以期打倒郑维山。1968年，在“杨余傅事件”后，林彪公开说历史上有晋察冀山头，现在是华北山头，这是有历史性的。江青解释说：“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于是，在国防科工委、总参谋部、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反“华北山头主义”。 
    在北京军区召开的党委第12次扩大会议上，黄永胜等人大闹50多天。终因毛泽东、周恩来出面干预，郑维山才渡过难关。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在开幕式上，林彪例外发言，并鼓吹要设立国家主席。次日下午3时开始讨论，陈伯达在汪东兴的陪同下到华北组发言。郑维山和华北组成员表态支持中央。当晚，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吴德决定以简报形式将讨论结果送交大会秘书处。简报出来后，毛泽东明白这是陈伯达的主意，非常生气，勒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声明他不主张设国家主席。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批评陈伯达搞政治阴谋。郑维山虽未签发“华北组二号简报”，但他作为华北组的高层人士，参加了简报的讨论，并同意简报内容。于是，郑维山、李雪峰、李先瑞等人纷纷公开作了检讨。郑维山是个军事干部，政治嗅觉远不如他的军事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漩涡。 
    9月16日，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通知郑维山下午5点到丰台专列停车处迎接毛泽东。然而事不凑巧，庐山会议后，由于中蒙边界吃紧，郑维山到内蒙古前线指挥所指挥，无法赶回。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部分领导人赶到丰台。毛泽东见到陈先瑞就问：“你们的司令员呢？” 
    陈先瑞报告说：“郑维山同志去内蒙古前指，还没有赶回来。” 
    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谈及陈伯达的问题和“华北组二号简报”，并点了郑维山、李雪峰、解学恭的名，郑维山被当作问题人物，说他犯有路线错误。11月16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陈整风”。而恰在此时，北京军区所属38军党委某些人向中央检举陈伯达插手38军，搞宗派活动，企图乱党乱军。12月16日，毛泽东在检举信上批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不久，历时月余的华北会议召开。接着突然宣布改组北京军区，由李德生兼任司令员，郑维山被免去一切职务，这就是所谓的“掺沙子”、“挖墙角”。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北京军区开始“批林整风”。此时中央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南巡在外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公开提出庐山会议时的“华北二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简报。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捣烂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黑窝。不久，“四人帮”推波助澜，把“华北山头主义”的帽子从陈伯达那里拿来挂在林彪名下，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的窝子”，“郑维山是山头主义窝子的窝主”。于是，郑维山被逐出北京，押送安徽省某农场秘密关押，并被改名为“老关”。其后，郑维山先后8次被转移关押地方，历尽磨难，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过问下才被找到，解救平反。 
    1982年，郑维山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拉着他的手说：“关于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他带着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到了大西北。这是他第三次到大西北来，其时，我国与苏联、蒙古等国的关系尚未修复，边防任务较重。年已67岁的郑维山深入到边防前沿，先后行程7000多公里，进行实地调查，按中央军委防御作战方针制定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方案。为完成邓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他对全军区团以上主要干部进行了考察了解，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为了绿化大西北，他带领全军区指战员植树造林、退耕还草，短短几年，兰州军区所属部队的营区和驻地，绿树成荫，受到了中央绿化委的表扬。 
    1985年，郑维山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同年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先后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第三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离休后，他一直住在北京西山中央于50年代盖的招待所里。2000年4月19日，85岁高龄的老将军在医院里预感来日无多，经反复考虑，在病榻上毅然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汇报信，也是自己生前后事作出最后的安排。 
    假如此时有什么事需要组织“关照”，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有利的时机。尤其是老将军历经万千征战，对革命有大功，只要“要求”合乎情理，组织上都会满足的。 
    郑老将军以敢打硬仗、恶仗、险仗、大仗而著名，是我军不可多得的虎将和常胜将军，百年后，给个什么评定和名分都不过分，也都可以向组织提提。政治斗争扩大化使他多次无端被误解、审查、关押，受尽了磨难和委屈，难道不可以在临终前向组织上讲一讲吗？在一些“坐天下”的“小公仆”和“新贵们”豪宅不断更新还犹感不足时，他这个打天下时战功卓著的“一路诸侯”还仍然住在50年代的招待所里，且一住就是20年。还有后事的规格和子女的安排等等，这时提出也不为过分。但是，这些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事，他在向党告别的信中一字未提。他颤抖着双手在病床上写道： 

中央军委： 
    我身体日渐不支，感觉日子不长了。 
    我作为一个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能活到今天，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太平盛世，看到香港、澳门回归，亲自参加了新中国50周年大典，已感欣慰和满足了。遗憾的是没能看到台湾统一到祖国的怀抱。但我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祖国一定会更加美好。 
    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 
    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 
    丧事从简，中央早有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 
    最后一个敬礼！ 
                                    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战士 
                                               郑维山 
                                              2000年4月19日 

    5月9日21时，一颗璀璨的将星陨落了。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看到此信后激动地批示：“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这种精神在人生观教育中我要讲。”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写了“郑维山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挽辞。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灵堂的一副挽联，是对郑维山将军一生的概括，也是最好的总结： 
“十三岁革命少年猛将一生戎马历千百征战出生入死功勋赫赫垂青史 
十五岁入党正直刚烈一身正气受万般磨难赤胆不改忠心耿耿昭后人” 
    5月21日，根据郑维山将军的遗愿，遗体作医学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后山松林中的将军石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