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天地观充满鲜活的辩证法，不仅明丽，而且有阴沉，有明丽与阴沉的矛盾斗争。辩证法可以激发诗的内在生命，时空框架大者须避其空泛，矛盾头绪多者须避其琐屑。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毛泽东感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雪压冬云、万花纷谢的严重局面中，在大境界中凸现小亮点，以梅花自拟，抒发“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情志（《七律·冬云》），预示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历史必然（《卜算子·咏梅》），这就以小亮点反衬大境界了。大境界、小亮点的抒情策略，使诗词的内在气脉洋溢着跌宕有致的辩证法的张力。再来领略1965年5月写的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志在凌云，自然要展开天地间的大视野，此志又是“久有”，可知朝思暮想已有时日。“千里来寻故地”，却略过了当年的战争回忆，所见是“到处莺歌燕舞”，不再是“黄洋界上炮声隆”，既然“更有潺潺流水”，也就没有“风烟滚滚来天半”。诗人使用的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种不写之写的手法，“不写”是略去当年战争的形迹，“写”是超越了战争的形迹而看取井冈山精神。词中揭示的井冈山精神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天地气象，又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历史哲学。昆仑、天地、日月，这是高出人间又哺育人间、超越人间又普照人间的巨大时空，在这种“超级时空”中可以豪情干云、想象飞驰、气概鼓荡。只有心灵中敞开大时空，才能在诗词中涵容大气魄，二者相得益彰，托出雄奇浑厚的想象力和精神气象。

　　四

　　其三是鲲鹏击浪的气势。毛泽东喜欢用《楚辞》、《庄子》、李白、李贺的典故，但多是随手拈来，另出新意，不为典缚，在活用、反用典故中激发新的生命。用典故须用活法，不能用死法，用到能化入自己抒写情志的脉络之中，始可谓之高明。比如《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毛泽东诗词用得较多，1918年送友东行，就唱出了“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是鲲鹏意象的正用，正用为壮志凌云的意象，到了1930年却出现鲲鹏意象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里的鲲鹏已不是远行的壮士，而是腐恶的敌人。1963年再用这个意象来象征和悼念一位开国元帅的时候，所用的手法变成侧用了：“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蓬蒿中的斥鷃嘲笑高高飞翔的鲲鹏大鸟是冒险和徒劳，这是从侧面写鲲鹏式的英雄人物的不顺利的生存处境。从侧用到深度使用，这又是典故使用法的一项突破。1965年秋写的讽刺苏、美、英“三家条约”和赫鲁晓夫“福利共产主义”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深度使用了鲲鹏的意象：“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是对《庄子·逍遥游》典故的引申，然后摹拟“鸟儿问答”的口吻，影射国际时事，把严峻的国际较量加以喜剧化。那只蓬间雀为战争威胁吓倒，却去营造自己的空中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对同一个意象的正、反、侧、深等多种方式的运用，显示了诗人把书读活了，不是典故的奴隶，而是典故的主人，随意驱遣，变化生妙，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审美把握能力。典故的使用，不刻板地重复前人，也不拘泥地重复自己，或者故意重复却加以点化而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反重复”，这是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