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征前后的诗词创作，是毛泽东精神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长征诗词中体现的毛泽东的精神，具有极大的艺术独创性，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艺术精神。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海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精神的概念提出与讨论值得每个毛泽东诗词研究者注意，因为这不仅仅拓展了人们对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认识，而且为解读毛泽东诗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精神较之于思想带有明显的感情特征，与人的个性、人生境界相联系，因而更接近诗的本质。充分运用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成果，无疑将推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

    大陆学者对毛泽东精神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等。台湾政论家李敖在《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从唐代以来中华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的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李敖的“五自”说与大陆学者的意见有很多相通之处，不过他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审视，表现出的开阔眼光更启发人们去作深入思考。

    毛泽东精神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起始于五四运动前夕，初步形成于井冈山时期，充分发展于长征路上，发扬光大于以后岁月里。长征前后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巅峰，而这个时期产生的毛泽东诗词更是将毛泽东精神作了集中体现，显示出毛泽东独特的艺术精神。

    长征诗词――毛泽东精神的集中显现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三重危机：一是民族危机，日本占领我东三省和热河后，于4月17日发表了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二是国共两党之间危机，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面临非突围不可的生死关头；三是党内危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顶点。

    面对多重危机，出路何在？写于1934年夏天的《清平乐·会昌》反映了毛泽东突出重围的心态。后来他在自注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菩萨蛮》是指1927年春写的《黄鹤楼》，两首词都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错误领导占统治地位、自己受排挤时的心情，不过写《黄鹤楼》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找不到出路的郁闷。而在写《清平乐·会昌》时，虽有郁闷却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反映了作者面对三重包围勇于应战的心态。显然，有过反“围剿”成功经验的毛泽东对于突出重围还是充满信心的。

    《清平乐·会昌》是长征的序曲，它告诉人们，突破重围的希望恰恰在一般人视作畏途的长征路上。

    要想胜利，必须是强者，而且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强者！长征路上首先写的组词《十六字令三首》写出了一个精神上强者的情感世界。这组词因无标题每首词又以“山”开端，容易让人理解为是写山的，其实不然。这三首词分别写驰骋山路上英雄形象之高，红军指挥者胸怀之广，以匡扶天下为己任者意志之坚。总之，这是毛泽东在诗词中第一次将自我形象写得如此高大，真是顶天立地！青年毛泽东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他认可泡尔生说的“最高尚之道德，非遭际至大之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