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现战斗精神，一向连枪都不愿摸的毛泽东大写特写冷兵器时代剑的功能。早年他就写过“愿言试长剑”（《五古·挽易昌陶》）、“东瀛濯剑有书还”（《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长征路上又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比喻、“倚天抽宝剑”的想象，晚年又以“谁共我，舞倚天剑，扫此荒唐”给胡乔木改词。剑把作者提倡的战斗精神形象化了。在传统文化里，剑与侠结下不解之缘，而侠一直为处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喜爱。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这应当是毛泽东对自己诗风的定位，长征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诗风。走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套用金庸的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侠者。前人评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我们则可以评诗人毛泽东为诗侠。

    长征路上战斗甚多，而长征路上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却没有写一次战斗，就是那首概括性极强的《七律·长征》，也只写冲破自然环境险恶而只字不提对敌武装斗争，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略去具体战斗不写而突出写征程上人的感受，正是有利于突出人的战斗精神。有意思的是，当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走在长征路上时，宗白华发表了《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他发现中唐以前写诗的人都有一两首“出塞曲”，显示出民族自信力，然而自中唐以后王朝向衰亡的路上走去，诗坛则失去了“出塞曲”的歌唱。所指“出塞曲”就是只写出征人的感受而不写战斗的。令宗白华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写作此文时，毛泽东唱出了比唐人“出塞曲”还要雄壮的远征之歌，显示出更伟大的民族自信力。

    战斗是毛泽东的诗魂。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艺术精神都在追求“静”的状态，只是屈原稍好些，鲁迅评其作品“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毛泽东是以反抗挑战为其旨趣的诗人，可以说是儒、道、禅、屈外又一家。

    （三）巨人意识

    任何一个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不难发现其中主人公形象特别高大，日本学者武田泰淳甚至说他读时总产生“地球上出了个巨人”【［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的感慨。这是因为诗人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也不仅仅是代表红军、共产党、工农大众，而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陈晋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出现称为“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冲动和毅力，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养育了他，创造了他，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苦难的中国召唤着他”【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22页。】。从民族精神角度认识是深刻的。可以这样说，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