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挂甲归田6年的彭德怀元帅，动员他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想到自己的处境，不愿意。毛泽东劝他说：“庐山会议过去多年了，说不定真理在你这一边……”彭德怀心软了，于1965年11月30日到成都赴任。1966年“文革”开始了。1966年冬天，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住地被受“四人帮”指使的红卫兵揪回北京，身陷囹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成都和北京气候不同，他到北京时已感冒，尔后皮肤炎大发，痒痛异常，已成溃疡。在这种情况下，换洗衣服和其它日用必需品就成了问题，某负责人问彭德怀北京有无亲属和朋友，彭德怀当即把侄女彭梅魁住处和成都工作机关警卫员景希珍的情况介绍给他。该负责人叫彭两处都写信，他由内部关系转送。正由于这些原因，彭德怀向外界发出了几封信。

1969年初，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收到了彭德怀的信，他当即转交给西南三线建委秘书处管生活的女秘书雷文。信中写道：“我需要订些报纸，还要买些肥皂、牙膏；衣服也烂了，身上的痤疮已化脓，我没衬衣换洗，也需添置一些；我的老花镜度数不够了，看书不行了，需要另配，每月23元生活费交了伙食费后，剩下的钱很少了，可否每月在我的存款里多给我几元钱?”她不由得一阵心酸，但她又十分为难。上级规定：中共中央西南局“关牛棚”的当权派，每月都是发23元生活费、23斤定量粮票。彭德怀被揪到北京后，她每季度据此寄往北京看管部门转交给彭德怀。雷文又不敢违反规定替彭德怀加钱，怎么办呢?她把信呈交西南三线建委掌权的大联委、工宣队、军宣队，请示组织出面解决。

雷文在几位负责人面前说了些好话：“彭总这么大年纪了，弄成这个样子，挺可怜的。彭总每月工资400余元，他被抓走后，我们打开他的保险柜，内有1万余元，不过他写了字条交待全部交党费。他有钱自己不能动用啊！替他加点钱吧！”建委三个组织负责人碰头后，决定从彭德怀存款中每季度给他加100元，并在彭德怀信上签了字。雷文据此每季度寄出169元，一直寄了10年。

1987年，雷文在四川省地震局担任老干部处处长，在一个小木盒中，找到了彭德怀1969年7月9日写给景希珍、綦魁英的信以及1970年7月31日为景希珍、綦魁英、刘云写的调查材料。彭德怀被抓走后，他的警卫员景希珍、秘书綦魁英、炊事员刘云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被迫揭发彭德怀的“罪行”，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彭德怀1970年7月11日写了刘云的材料，抄录如下：关于刘云问题，我于一九六五年十一、二月间，党中央分配我到成都参加第三线建设工作，党的西南局管理机关派刘云到我处做煮饭工作。他的老婆病了吃不下饭，我还存有一点点（只有几钱）白木耳交给了他，当时刘说不要，留给自己吃吧！我说，没有病，留着无用，你拿去蒸汤给病人吃，也许对通肠有帮助。此外没有给过其他东西。我记得，他也没有向我借过钱。

彭德怀1970年7月31日写的“关于景希珍、綦魁英问题”，抄录如下：我给过景希珍和綦魁英什么东西没有?有两套草绿色军服，我着小一些，我已不是军人，也就不穿军衣了，我给了他们各一套。此外未给其他东西。

彭德怀一贯关心爱护人民，他在遭难时刻，仍为他的工作人员着想，不想牵连他们。刘云一家六口人，靠刘云一人工资维持生计，4个孩子读书交不起学费，彭德怀在1966年春节后，给刘云20元，让他为孩子交学费，见刘云妻子多病，缺营养，还几次请刘云一家人与他同吃银耳汤，交给刘云一本他读过的有2000字红色批语的《欧阳海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