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几十年来，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外界一直都有许多猜测，其争论焦点是：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得到张学良的“通风报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策划了这场事变？日前解密的四封刘鼎致中共的密信，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肤施会晤 刘鼎成中共与张学良的联络人

　　刘鼎，1903年出生在四川南溪。五四运动时期在四川参加学潮，1920年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读，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国外留学并结识进步人士孙炳文，不久在柏林担任留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4年，刘鼎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由德国转赴苏俄首都莫斯科的东方大学继续求学。1929年，刘鼎返回国内，奉派前往上海，在周恩来和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经党组织派遣由上海秘密前往西安。抵陕后，刘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会晤。刘鼎也参加了这次会晤。

　　4月10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下旬返回洛川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中共中央。

　　从目前解密的四封刘鼎给中央的密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历史性面晤以后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这其中，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发出的四封密信，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

　　张学良正在酝酿一个“不小的计划”

　　4月26日，刘鼎回洛川的当晚，在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后，两人即进行一次彻夜长谈。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党史博览》刊登窦应泰的文章称，就在这次长谈的翌日，刘鼎给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儿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