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瞿秋白“自疚”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不是“消沉”。陆定一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动情地写道：“……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

　　1980年6月17日，在瞿秋白就义45周年纪念会上，李维汉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中央领导人中，秋白是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的……”

　　女作家丁玲曾与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红是同窗室友，她自1923年就结识了瞿秋白，在他执教的上海大学读过书。丁玲曾写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她在其中对《多余的话》进行了较中肯的分析。

　　任何革命事业都有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瞿秋白在介绍苏俄革命时也提到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共产主义是要我们共产党人穷其毕生精力，而且需要经过世世代代，前仆后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瞿秋白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写什么，而喊着口号慷慨就义的，那样，他自然是纯纯粹粹的革命烈士了。然而，瞿秋白正是深感克服“异己”思想的历程之艰难，才有“心忧”，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异己”思想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以留给后人借鉴。

　　正如陆定一所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遗书。他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应该挖掘《多余的话》中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下所掩藏的深刻的、积极的内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断章取义，误解《多余的话》中某些用于隐喻的词句。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曾写道：“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

　　《多余的话》一点都不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