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每天早晨，海伦要把放在高处的鞋子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着椽子跑来跑去。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