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用完饭，自己把盘子送给田师傅。他回房时正好我们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送饭了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这里编《毛泽东选集》。一天，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一天散步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

　　胡乔木

　　主席让食堂给乔木改善伙食

　　胡乔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主席的大秘书中，当时第二号人物应是胡乔木。

　　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制订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乔木从主席秘书、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的角度参与全会工作。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负责机要室的车的看押，同时照顾主席、子龙、乔木等领导同志的孩子。一路上，乔木和他爱人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温暖，很融恰。

　　在双清别墅，初入中南海时，乔木和伯达、家英等经常在主席那里。

　　一次乔木在主席办公室研究问题，总理来找主席有事，乔木主动退出回避。等总理办完事走后，主席才发现乔木没在屋，就按电铃召我，我在会议室里发现乔木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太疲劳了，我没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对，让他睡一会儿吧，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过了一会儿，主席出了办公室散步，他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着急了，让我叫醒乔木。

　　我来到会议室轻轻叫醒了乔木。乔木醒后，拍拍脑袋，后悔地说：“我怎么睡着了，真误事了！”他快步向主席办公室走去，又开始了工作。

　　主席对秘书是关心的，他曾对叶子龙说：“这段时间乔木、伯达等同志太累，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你告诉食堂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

　　“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

　　一天夜里我值班，主席按电铃传我。我马上到主席卧室，见他穿着睡衣来回走，看我进来，说：“叫乔木来。”

　　我马上回值班室往乔木家打电话，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说主席有急事，请他马上到主席处。乔木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办公室。

　　“乔木，你怎么搞的，昨天让你修改的材料怎么还没给我？”

　　“我亲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别人收拾东西给动了。”

　　“我怎么没看到呢？”主席半反问半自语地说。

　　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急电走来，见对主席说：“有份急电，你先看，我们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电报，签字后交叶子龙，又说起埋怨的话。叶子龙放好电报，说：“白天我看到报纸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夹在哪报纸那里了。”边说边一张张翻报纸。

　　果然，叶子龙在一张报纸里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脸上露出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