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乔木一说，他当即答应，立马就写，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我看就这些。”

　　我马上解释：“主席，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原来背后有人帮助！”主席开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达、乔木、家英在读书、读外国宪法、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宪法。执笔人主要是伯达、乔木、家英。三人分别起草，经主席审阅后，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乔木累病了。在主席关怀下，他去苏联治疗。1950年4月，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在你访苏期间，经我提议、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

　　“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文艺处是个新工作，她身体又不太好，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马上明确表态。

　　“这个事已经定了，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

　　“你们定了，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孙勇、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她的职务是处长，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就不去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参加土改，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

　　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我觉得都没大错。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况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处长，职务并不算高。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安排江青这一职务，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都没有问题。而主席反对，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二是她身体不好，怕坚持不了工作。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

　　“文革”前，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后来两人拉平了。“文革”当中的大变化，是后来的事。

　　叶子龙：毛主席的“大管家”

　　毛主席的“大管家”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银桥同志，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很快马武义回来了，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