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界定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等等。这里谈谈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界定当代中国历史时限问题。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见仁见智。因为对它的认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对“近代中国”，其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已成定论。它的下限划在何时？过去将其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些年来，史学界认为应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么对“现代中国”如何定时？如果“近代中国”的下限定在建国之前，那么其上限无疑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这里首先有个是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当代中国”是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我是赞成区分两者的。

　　我以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清楚的。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态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历史成就时，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十七大对“当代中国”的时限已有认定。既然有这样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列。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