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在秋收起义前的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从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的汇报中，了解到在罗霄山脉中段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有两支“落草”的农民武装，与我们党有联系，并知道了这两支武装的头目名叫袁文才、王佐。

　　当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后，攻占了莲花县城时，毛泽东又从宋任穷带来的江西省委领导的口信中，了解到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枝枪。这自然也是指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1898年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出于对土豪劣绅的刻骨仇恨，他上山当了绿林好汉，在大革命运动中，他的武装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他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以后，袁文才又率部撤到了井冈山的茅坪，依托高山密林，与敌人周旋。

　　王佐，江西省遂川县下七村人，也是1898年出生。成年后加入了一位被称之为朱聋子的井冈绿林头目的队伍，1924年又自立门户，拉起了一支“打富不打贫”的队伍，影响逐渐扩大。

　　袁文才和王佐，一个在井冈山麓，一个在井冈山上。虽然各自守着一块地盘，但他俩是同庚，又志趣相投，遂义结金兰、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共同雄踞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之中。

　　毛泽东就是要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与“落草”的袁文才、王佐结交朋友，为工农革命军找一个落脚之地。

　　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并非他的一时冲动。

　　也许，选择井冈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这与他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巧发生在湘赣边界有关联。可在不得已时就“上山”坚持斗争，去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他却是早已有之。

　　1927年6月的一天，住在武汉，正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召集因“马日事变”而被迫出走的湖南同志开会，分析湖南的局势，研究在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坚持革命斗争的问题。他号召湖南来的同志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上山”这一概念。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提出：当农民武装在“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或“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由于毛泽东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这个关于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中提出的“上山”策略，自然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念。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的原始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虽说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是明确了，但如何去行动，却各有主张。

　　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夺取南昌的胜利之后，举师南征，意欲到广东重建北伐基地。

　　中共湖南省委主张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应尾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前往广东。

　　毛泽东却对拉武装“上山”有所考虑。

　　就在“八七会议”的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

　　“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致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