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一下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明显的漏洞之处：第一，托派统一成立“中央”后，仍然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那样堂而皇之地与亲日派人物接触的，这种历史背景一般人都知道，更何况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呼吁民族抗战，创办《热潮》，热心宣传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意义，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强烈抗日的主张。对于陈独秀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曾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曾对罗汉说：“所谓中国的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如何分野，个人亦不十分清楚。不过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等属之。……”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者怎么可能主动与“亲日派”唐有壬挂上钩，并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接触，还订立什么卖国协定？第二，康生说日本给陈独秀的“托派中央”每月的津贴是300元，换取他们“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卖国承诺。而王明在另文中却说“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继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陈独秀既然是“匪首”，又代表了“中央”，却每月只有300元的津贴，反比不上“匪徒”的津贴多？孰贵孰贱，难道日本特务机关分不清楚？第三，如果按康生所说，罗汉领了300元的津贴，那么生活应该过得蛮舒适吧，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罗汉过着十分贫寒的生活，为了生计，甚至不得不去干苦力活。正如罗汉自己后来在《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的信》中所说：“其实说我经手在日本侦探机关拿津贴的那一年，也正是我刚从狱中出来贫病潦倒的一年。”而且这些情况是当时党内许多同志所了解的，甚至亲眼所见的。第四，日本侵略中国，美其名曰是为了共建“大东亚和平”，怎么会在协定里公开承认自己是“侵略”？难道是康生的粗心笔误？还是自己“做贼心虚”？第五，在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气氛下，如果康生证据确凿，证明陈独秀等确属汉奸，那么，王明、康生就应该向当时全国人民都拥护的国民政府举报，依法予以处治，用不着在笔墨上费工夫。康生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轰动，然而，在一些社会正义人士的责问下，康生却支支吾吾起来，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既然证据确凿，怎么能这样呢？难道“汉奸”之罪名是随随便便可以不了了之么？第六，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1932年4月1日，张闻天（署名洛甫）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34期，发表《上海事变中的取消派》一文中对托派（取消派）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予以了评价，认为取消派“坚决拥护此次反日战争”，并且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取消派的主要工作是从各学校到市区建立紧急行动委员会，组织抗日义勇军，募集、紧急征发和强制没收奸商、卖国贼的财产，充当义勇军的军费。这应该是当事人的客观描述和评价。而身处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对国内形势并不熟悉的康生，却在文章中进行无中生有的诬陷说：“1932年，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而英勇抗日，但是托派匪徒……却异口同声地说‘上海战争不是民族革命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由此可见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故意颠倒黑白的卑劣行径！

　　对于王明、康生给陈独秀的诬陷，早在延安时期，很多人就对康生的所谓“事实”产生了怀疑，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参加革命的曾彦修（严秀）就作了这样的回忆：“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发表的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300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从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