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文章及其制造的陈独秀是“汉奸”的冤案，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严重干扰了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执行，也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众中讲诚信、讲团结的形象受到损害。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误以为康生的文章即代表了延安中共中央的立场，引起了社会上富于正义感的人士对中共的不满，对中共执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产生了怀疑，使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威信受到影响，一部分人甚至把指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中央。下面引录两段当时的评论，可以看出社会舆论所指：

　　武汉的共产党报章杂志既然肯定说他是汉奸，应该以同样负责的态度将他扭送主管机关，或向主管机关告密。……汉奸是国家民族的大敌，人人有检举之义务，仅仅在报上用文字来骂，那无形中反为汉奸张目，似乎非计之得。倘使所骂者并非汉奸，似乎反予人民以不良的印象，将严重的问题当做儿戏。……而且陈独秀如真为汉奸，那亦不能如共产党报章所说，声明脱离托派，并反对托派即可免予置议。……共产党既非法院，共产党的党纪并非国家的法律，共产党的报纸的主笔并非法官，如何可以代行赦免的特权呢？

　　七七芦事以后，全面抗战开始，……我们……大感兴奋。可是一直到了如今，我们仍然看到许多痛心的事，听到许多头痛的话，而陈独秀托派问题的事件，更是未免叫人灰心。共产党叫人团结，自己却又这样大起纷争；骂人家仍免不了磨擦，而自己却大磨大擦。……抗日期间，无疑是抗战第一，全国动员。要达此目的，则深入民众的宣传，当属必要，可是共产分子花了许多笔墨纸张精神财力从事于托与不托之争，非惟良心上说不过去，就是情理上也不应该。

　　据当时担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的石西民回忆：“当时，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新华日报》上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造谣中伤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而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后来，还是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减轻了这起事件给党造成的损失。”在陈独秀方面，周恩来尽力做细致的工作，他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托陈独秀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这才使风波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