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这种不计前嫌、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切从大局出发、坚持原则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他的深思考、大智慧和大胸怀。

　　认真负责

　　1979年2月，彭真恢复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刚设立的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时，再一次显示出他的“个性”：任务越繁重，问题越复杂，他的革命激情、工作热情就越高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加快立法的要求，他以77岁的高龄，投入到紧张的立法活动中。一部一部法律、一个一个问题、甚至一项一项主要条款，他都亲自调查研究，反复推敲，重大原则问题则请示中央决定。他经常强调说：“法是给全国立规矩的，一点马虎不得。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有问题，在法通过前改过来比通过后再改要好。”由于劳累过度，他曾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还要听汇报、做指示。一次，中央要开会讨论刑法草案重大原则问题。那一天，彭真发高烧39度。他对护士说：“小同志，请你给我打一针退烧针，只要退烧一个小时就够了。”他就是这样拿着汇报提纲走进中南海勤政殿的。在彭真的主持、领导下，3个多月就拟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全部通过，开创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彭真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许多听过彭真报告的人都说，彭真讲话平实在理，从不拿捏“官腔”，从不喜欢念稿子，就像跟大家谈心一样。会场的听众，对他所讲的总是发自内心地信服。看似是信口讲来，可就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许多难题迎刃而解。其实，他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彭真讲话之所以引人入胜，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是与他讲话前下的功夫分不开的。彭真的报告、讲话稿，很少要秘书或他人代劳，一般都自己动手，而且每次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次讲演前，他总要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讲话提纲写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道又一道，一天不讲，一天不停，若几天不讲，就几天睡不好觉。

　　彭真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对工人做工作，不能跑到资本家厂里，又不能开会，又不能跑到工人家给工人添麻烦。往往是利用工人上下班路上，用最简洁、最容易让他们接受的语言去和他们边走边谈。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工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彭真在每次讲话之后还要将内容整理成为“要点”进行反复推敲，一字一句审定。他几次要秘书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彭真对这句话做了新解，说：“意必称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言必称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1986年3月2日，彭真在公安部礼堂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做报告，从上午9点半讲到下午1点，站着讲，未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又对由3万多字的记录稿提炼为8000多字的讲话要点，进行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