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1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4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

　　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渲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