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必须清除附加到毛泽东的“矛盾思维”名义下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既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亦从其特殊意义上使用“矛盾”概念的习惯，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时，表现得比较集中，需特别注意分辨。他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这里讲的“矛盾”，当然是普遍意义上的辩证矛盾，是广义的矛盾。这一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即既包括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关系，又包括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毛泽东又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同上书，第215页）这里讲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显然就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而是特殊意义上的辩证矛盾，是狭义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的关系，而仅包括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毛泽东还讲到：“在解决了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同上引）同“问题”并列起来的“矛盾”，当然更不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全部对立统一关系，而只是指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那一面关系了。
　　遗憾的是，对于上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上述两重涵义，毛泽东在论述中没有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开来。当然，对于有基本的理论素养，知道“矛盾”这个概念有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之分，而辩证矛盾还有普遍意义、特殊意义之分的人来讲，自觉地区分它们并不很难。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没有特别区分这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更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论”和“矛盾思维”中所讲的“矛盾”时，没有充分注意、没有突出强调其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其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于是，便对《矛盾论》、“矛盾论”和“矛盾思维”形成了一些教条式的理解，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矛盾论”和“矛盾思维”：“过去对对立面之间的作用关系理解得过于狭窄，只承认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否认它们互助和协作的余地。”（张奎良：《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光明日报》2005年2月8日第8版）这实际上就是将“矛盾”等同于了狭义的矛盾，等同于对立面的“对立、冲突、不协调”，等同于了“问题”，而忘记了广义的矛盾，忘记了辩证矛盾还包括对立面的“统一、适应、协调”，忘记了“和谐”也是辩证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就只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冲突的那一面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忘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协调的那一面也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就只强调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思想碰撞、政治分歧等等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忘记了人民内部的利益一致、思想认同、政治合作等等，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如此等等。
　　上述片面认识，并不符合毛泽东《矛盾论》、“矛盾论”和“矛盾思维”本意，但长期以来，被附加在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