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

　　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两个“魔鬼”见面

　　1971年10月8日，外公在会见塞拉西时，曾不无调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魔鬼与资本主义魔鬼见面，到底好不好呢？”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了。他们彼此端详着对方。尼克松回忆道：“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