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了我的出生地延安半个多世纪后，来到了延安新闻纪念馆，仰望着父亲余光生的大幅相片，心中感慨万千，父亲的往事一幕幕涌现在眼前……

　　我的祖父余遂辛是我国早期的留日学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直至1969年去世。父亲原名余宰扬，1907年生于日本东京，5岁时随我祖父母回国，在老家浙江镇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离家赴上海求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父亲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只身乘船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193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做过测量员、绘图员、货运员等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作，任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1932年父亲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书记，纽约《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

　　父亲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关注着来自国内特别是延安的每一条消息。当得知延安抗日根据地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奔赴延安。1939年12月，父亲对他的战友和妻子、美国共产党党员弗吉尼亚说：“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必须回去了。”父亲忍痛惜别了金发碧眼的美国妻子，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在1940年春天到达了他久久向往的延安。

　　当时，充满了阳光和生机的延安深深地感染了我的父亲，他将自己的名字余宰扬改成了余光生。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并在美国大城市生活了11年的他，响应祖国的召唤，33岁那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新历程。

　　父亲回延安后担任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并兼管延安的华侨事务。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他先后担任了解放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5月起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

　　父亲在延安，是解放日报社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他伴随着《解放日报》的诞生和成长。

　　《解放日报》当时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党领导的军队的对敌斗争，反映边区的群众生活。毛主席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不仅领导了《解放日报》创刊，指导《解放日报》成长，还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亲自安排、指导《解放日报》的许多具体工作。

　　在《解放日报》成立之初，报纸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报道国际新闻上，过量刊登了国外通讯社的消息，对国内的抗战情况和边区的群众生活报道很少，脱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实际。针对这一情况，毛主席在1942年3月8日专门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报纸工作的症结所在。接着，毛主席又亲自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对《解放日报》的意见。社长秦邦宪非常重视党中央关于改造党报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的指示，认真地开展了自我批评，组织报社工作人员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作为副总编辑的父亲调查研究、精心策划，为改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加强了国内新闻特别是边区军民抗日战争和建设大后方的报道，副刊的革命文艺栏目也紧密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编排，通俗易懂、催人奋进。报纸将当时党的两项重点工作――转变全党工作作风和生产运动，做了突出的报道，受到了边区军民的好评。

　　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报社的日常工作又非常紧张，可是父亲的心情却是非常愉快的，他把报社的工作当成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许多事情都亲自动手，工作不分昼夜。《解放日报》每天中午出版，延安许多同志家中都没有钟表，于是，每天凌晨4点半，父亲便手摇铜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