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条山，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孙岳是我的叔叔，李风华是我的婶婶。
　　1950年初，叔叔把我从山西老家（晋南夏县）接到北平，就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西小院，后来就去北京育才小学上学了，当时我也就十一、二岁，叔叔也只有二十二岁，还未结婚成家。每逢星期天，我回到西花厅和叔叔住在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天。我的小伙伴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育才、育英、八一都有。马列叔叔的孩子彭小风，王海青叔叔的孩子王小保，周总理的侄儿（女）周秉均、秉德，都是我记忆犹心的弟妹，我们在一起玩得十分开心。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备至。偶尔有机会我们还能见到周伯伯、邓妈妈，年纪比我小的孩子都会称周爹爹、邓奶奶，他们像慈祥的老人，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服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周恩来、邓颖超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前的合影。

　　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就是：西花厅是一个“家”，一个革命的“家”，一个超越一般亲情的“家”。只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你一生都会对这里的人和事有着真切的、如痴如醉的怀念。按说“政务院总理办公室”是政府的机构，“同志”是工作人员之间最美好的称呼，但在西花厅的所有人员，相互之间我只记得使用称呼：“孩子们”“叔叔”“婶婶”“阿姨”“伯伯”，“邓大姐”，“大姐”。似乎“同志”二字，已经不能包含西花厅人之间真切情感。西花厅的称呼是所有人从内心深处自觉发出真实的情感呼唤。刚到西花厅时，我看见在孙岳叔叔的办公室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只有三寸左右，是总理办公室刚进入西花厅全体人员合影：风尘仆仆，穿着军装，还有阿姨怀里抱着孩子，围在周伯伯和邓妈妈的周围，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左右，照片的背后不知是谁写了这么几个字：“孙岳，我们一家子的合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半个世纪，每当我拿出照片看的时候：周伯伯、邓妈妈、成元功、何谦、陈浩、郑勤还有面孔熟悉叫不出名字的叔叔、阿姨们，好像我又回到西花厅这个美好“家”。点点滴滴的人和事勾起我深深的思念。
　　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的前夜，山西的临汾、运城已经解放。有一天下午，我们家突然来了四个八路军战士，骑马挎枪，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的母亲把我、哥哥、姐姐拢在怀里，眼泪直流，指着其中两个人说：“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叔叔”。我和哥、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人的脸，一直没有吭一声。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了我的家乡，我们全家逃难上了中条山，我是在逃难途中出生的，父亲给我起名：孙条山。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进攻中条山，我的父亲和叔叔离开了我们，参加抗日决死队。十年间，我们处在敌战区，妙无音信，双方都不知对方的死活，今天这一见面，不知是惊还是喜，只有眼泪才能表达一切。整个夜晚，全村无人入睡。天不亮，他们就离开了村子……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孙雨亭随着“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叔叔孙岳调中南海西花厅任周总理机要秘书。当叔叔把家里的情况和我父亲的心愿，向总理谈了之后，总理立刻表态说：“他的父亲在前方作战，革命后代我们不能不管，你抽时间回去，按照你哥哥的心愿把孩子接到北平上学”。一九五0年三月叔叔把我从山西老家接到了西花厅，和他一起住在西小院里。有一个夜晚，总理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小电影厅看电影，总理问叔叔：“你的小侄儿接来了吗？叫他来我看看。”叔叔把我带到总理的座位前，亲切的问我“几岁？叫什么？”我十分紧张的用满口的山西话回答了总理的问话：“十一岁，叫孙条山”。他奇怪的问：“为什么叫孙条山？”我说：“我生在中条山”。他十分高兴的说：“好，这个名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