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浩然带入公众视线。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作家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作者陈徒手回忆自己1998年约浩然采访时情景说：“当他听说我要来采访他时，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之后的采访，浩然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准时到，而我到时，他也早做好了准备。讲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30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述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在《人有病，天知否》中，浩然有一段口述实录：

　　……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文革”结束30年，但浩然受“文革”牵累结下的心结却丝毫未减。

　　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反问，让人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