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解释，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做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最先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35\]邓小平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20世纪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后迁延10年时间。前三卷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仅《矛盾论》一文，在便条上写意见，就和编辑小组商榷了十几个回合，最终还是将“逻辑问题”一节删掉，显示了毛泽东的认真和严谨。但是到了第四卷，毛泽东仅仅是主持审定，他曾带着康生、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等大秀才们，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宾馆住了两个月修改定稿。期间，毛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这个委员长。”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无论如何，《毛泽东选集》的多数文章正如《毛泽东传》所评价的：“内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艺术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特有的文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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