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串连，对运输影响很大，造成粮食调运困难。周恩来于10～12月及次年3月多次同有关负责人商量并主持制订控制和停止串连、保证运输畅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 ［2］（pp.76、85、91、96、138）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努力，一旦造成粮食停运断销，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曾对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吐露对混乱局面加剧的极度忧虑。他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5］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接见农业部、农垦部等农口的造反派代表时，郑重要求他们打好春耕第一炮。他强调说:“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p.126） 2月20日，他在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批评乱夺权的作法，要各省注意抓工农业生产。他尤其忧虑农业，说:“现在比较紧急的是农业，有季节问题，要好好抓。”23日，他同各大军区负责人讲话时又要求各省立即行动起来，领导春耕生产，而且“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2］（pp.131、132） 此外，2月20日中央发出迅速抓好春耕生产的《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3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4］（pp.865、867） 等。这些浸透着周恩来心血的中央文件的下发，对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因派性斗争导致运粮受阻的问题，周恩来也特别重视予以解决。如1967年11月他对黑龙江造反派代表强调:“东北三省是全国粮食、煤炭、石油的重要生产基地，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现在煤炭生产下降，粮食、石油运不出来。”他要求两派在一个星期内搞好联合，尽早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2］（p.202） 对于粮食部的工作，周恩来更是特别关注。在夺权之风四起时，他告诫造反派，粮食部的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坚持下，粮食部的领导白天受批斗，晚上回来仍然抓业务，保证主要的粮食业务工作不中断。他还亲自指定粮食部由赵发生抓业务。 ［6］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都建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保证了国家粮食机构必不可少的运转。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绝对必须而又难能可贵的。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周恩来和国务院抓粮食工作的副总理，都要安排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局，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按计划完成粮食收购入库任务。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文革”时期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但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每年仍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十年动乱时期粮食能保持基本稳定，与周恩来苦心孤诣的精心筹划是密不可分的。

　　坚持不懈努力 扭转南粮北调

　　“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致力于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