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批判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因此人们把从国外进口粮食当作一个禁区。1967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谈了不吃进口粮的问题。他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 ［7］（p.499） 然而客观现实是:当国内粮食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就得增加农民粮食负担和大大压缩社会各项用粮水平。这样做，势必影响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引起社会不安定，加剧经济生活的混乱，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但当时国家财政又有困难，过多地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对国民经济的全局也很不利，而且在当时政治影响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苦苦思索，提出粮食“以出养进” ① 的做法。10月周恩来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的小麦。 ［7］（p.499） 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据统计，1971～1976年进口粮食514.42亿斤（其中玉米67.4亿斤），按这几年进口粮食平均价格计算，需支出外汇32.22亿美元。出口粮食327.09亿斤，按这几年出口粮食的平均价格计算，换回外汇39.49亿美元。进出口粮食相抵，国内增加粮源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18］ 这种“以出养进”的决策，虽因挤出大米出口而使粮食品种供求有些小的矛盾，但在当时国家财力、物力都有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解决粮食问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失为一笔利大于弊的好买卖。 贯切备战备荒 致力藏粮于民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危机后，毛泽东对藏粮于民感慨系之，认为农民的“瞒产私分”是保卫自己的果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周恩来认真贯彻毛泽东的藏粮于民思想。他对老百姓家里没粮食感到忧虑和不安。“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就表露了这一思想。他说:“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那时，家家都有几缸小米余粮可供应部队，“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在粮食方面要“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 ［2］（p.21） “文革”中他不但多次阐述藏粮于民的思想，而且将其付诸实践。

　　1967年5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14省市夏季粮油收购工作会议代表时，就农民中存在的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的问题进行分析，鲜明地阐述了藏粮于民的思想。他指出:“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这不是提倡不老实，这是整官僚主义。“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他们就会说真话。要相信农民。我们“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须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他还就收购农副产品给农民以奖励的问题指出:“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 ［1］（p.459） 不难理解，给农民以粮食等物质奖励，实际上也起到了藏粮于民的作用。

　　10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又强调了藏粮于民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