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藏粮于民思想，既是执行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更多的却是接受“大跃进”时把农民的粮食挖空、挖苦的沉痛教训而提出的正确思想、采取的正确措施。藏粮于民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吃上定心丸，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从而能在粮食问题上产生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国家的粮食储备直至粮食安全建起了一道新的防线。

　　解决“三个突破” 力保粮食稳定

　　1971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编制第四个五年计划时，由于对国际形势、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突出地强调“备战”，“要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所以这个计划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急于求成，片面强调提高积累，过分突出重工业建设，忽视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脱离了当时实际。为了使已安排得过急过猛的“四五计划”得到实施，1971年的年度计划指标也过高过大，规定了工农业总产值要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粮食产量达到4900～5100亿斤，基建投资270亿元，比上年增加15亿元，大中型项目1168个，新增职工140～156万人，职工人数达到485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296亿元，等等。而实际情况又大大超过了计划，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如1970、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2倍多。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到5318万人;由于职工人数增长过快，使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也大大超过计划。 ① 工矿企业新增的900多万职工中约有600多万人来自农村，这一方面过多地抽掉了农业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加重了商品粮的供需矛盾。1971年粮食销量比1970年增加了53亿斤，而粮食征购量却减少了30亿斤。 ［20］ 粮食销量的激增已超出了商品粮的供应能力。此外，职工的过快增长还给商品、货币、市场供应等方面带来问题，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周恩来首先发现了“三个突破”问题。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由于当时批林整风运动和“左”的干扰，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三个突破”在1972年又有所发展。这一年比上年的职工人数又增加292万人，其中超计划增加了183万人，工资总额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 ［20］（pp.384、38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净增进口粮食30亿斤外，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106亿斤，形成当时所说的“一个窟窿” ［21］ 。

　　针对这种情况，1973年2月，周恩来再次严历批评:“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他强调要注意“货币发行到了最大警戒线，要求狠抓一下‘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 ［20］（p.385） 正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粮食购销差额的问题，1972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如下措施: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 ［20］（p.386） 此外，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6］（p.239）

　　这些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精简职工方面，不但将1972年超计划自行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