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习仲勋相识已六十多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相互所建立起的革命友谊，每每回忆，无限感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很多往事已难道其详，惟早年在陕甘边参加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之事反倒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们最初的三次重要见面，都是在秋天，这虽是历史的巧合，但却印象最深，有此所引起的种种回忆，也最为难忘。
　　我和仲勋同志都是在党和刘志丹同志精心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党、没有刘志丹同志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我和仲勋同志的共识。因此，每当我们回忆往事，就勾起对志丹同志的无限怀念和绵绵不尽的哀思。我写这篇文章既是对仲勋同志一些往事的回忆，也是对志丹同志的缅怀。

（一）

　　我与仲勋同志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31年秋。
　　当时，国内斗争趋势十分严峻，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严重关头。党的“八七”会议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西北革命斗争也在蓬勃发展。陕西省委根据中央作出的《陕西问题决议案》精神，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陕甘一带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派进军阀苏雨生驻彬县部队搞兵运工作，我也是在这个时期离开延安四中，参加刘志丹在保安县组织领导的游击队。
　　1931年春，志丹同志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游击队虽然建立起来了，部队给养无法解决，加之群众对我们队伍性质不了解，要争取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决定先争取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和给养，使游击队度过难关，并利用公开身份，扩充部队，伺机打击敌人。经联系，军阀苏雨生答应收编我们，给了个补充团番号，并任命刘志丹为团长，说是一个团，实际只有一百多人。大约是1931年夏，志丹同志带部队进驻旬邑县职田镇。苏雨生老奸巨猾，虽口头答应收编，实际上戒备很严，也不发给养。加之，此时部队为解决给养打土豪，造成大地主刘日新自杀身亡，苏雨生以此为借口关押志丹同志迫使部队在职田镇缴械，编为苏部运输队，开往彬县。刘志丹后被杜斌丞、南汉宸营救获释，我们七八十个人仍留苏部。
　　此时陕西省委得到志丹领导的部队被缴械的消息，隧派史直斋到彬县与党组织联系。由于志丹去了平凉，杨树荣（支部书记）去了陕西省委支部成员只有我一个，史直斋便与我接上头，我俩分析形势，决定与当地党组织联系，设法搞些枪把部队拉出去。此前，我并不知道习仲勋在彬县苏部搞地下工作，是史直斋讲，李秉荣和习仲勋两人搞兵运。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决定去找他们。初秋的一天，我只身前往他们的驻地，先找李秉荣。李秉荣不在，后找习仲勋，习仲勋正巧在连部。没有见习仲勋以前，我对他毫无了解，谁知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小青年。由于是初次见面仅仅作了些自我介绍，寒暄了一阵便离开了。
　　几天之后，我们又一次约见。这次见面，我开门见山的说了意见和想法，仲勋意思是：这只队伍中还有近20名党员，大家对职田被迫缴械耿耿于怀，早想拉出去找志丹找武装斗争，目前主要是没有武器，看能不能想法搞些枪，仲勋同志仔细地听了我的意见，沉思了一阵说，缴枪谁都心情不好，但是，无论如何说，换的了志丹同志的平安是值得的。现在搞枪十分困难，也很危险。接着他分析了形势，他说，一是苏雨生虽然被杨虎城收编，但貌合神离，相互都有戒备；二是苏雨生刚刚在宁夏吃了败仗，被收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有野心，不干人下，时时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对部队控制的很严，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人更不放心；三是这里是西兰路的主干线，交通方便，敌人势力比较大，目前搞不到枪，就是搞到枪，部队也很难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