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和仲勋同志第三次见面，那又是一年后的秋天，1933年的中秋节。
　　这次见面，是我和志丹同志率红二团南下失败，死里逃生后和他的见面，所以特别值得回忆。1933年6月，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杜衡，不顾革命斗争形势，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不顾志丹、张秀山、习仲勋和我等的坚决反对，强行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完成所谓创建渭华根据地的任务。结果出发的第三天，杜衡便置红二团几百革命战士生命于不顾，借机离开部队逃回西安（后被捕叛变），令红二团继续南下。红二团经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苦战十多天，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团代政委汪锋负伤流落山中，我和志丹被冲散，各自东西。我在终南山辗转两个多月找到志丹，后历经各种艰险，才回到照金。红二团被杜衡一手断送，志丹和我们的心情无比沉痛，特别是有几十位革命战士遗骨终南山，令我们食不知味，夜不安寝，直到今天回忆起来，心中还隐隐作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回到照金与战友们会合了，所以，那种激动的心情和动人的场面，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我记得，当我和仲勋同志见面时，就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原来仲勋同志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的安全揪心。两个多月后，他不但听不见我们的消息，反而听到了敌人的不少谣言，所以整日翘首盼望我们能够安全回来。而我们也惟恐遭到敌人的突袭和暗害，回不到照金；同时担心红二团走后，敌人大举进攻照金，根据地可能要遭到重大损失。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能不激动，能不高兴吗？这一夜是感人肺腑的一夜，也是狂欢兴奋的一夜。
　　当夜，仲勋等同志向志丹和我介绍了照金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我们也简要地说了南下失败和转战终南山返回照金的经过。痛定思痛，这次失败的教训，使我们更加懂得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懂得了路线错误的巨大危害性，懂得了红军和根据地关系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性。有人说，红军和根据地是鱼水关系，我说是血肉关系。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红军，就创建不了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作稳固的后方，红军也难以生存下去，这种辩证关系，在当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
　　与仲勋同志交谈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特委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原来，1933年夏，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省委考虑红军这杆大旗不能倒，立即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王泰吉率骑兵团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辖六个大队一千多人，但是，时隔不久，抗日义勇军就遭受敌人围攻，激战一天而失败，仅留一百余人转入照金根据地。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在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率领下，也进到照金。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杜衡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关中十几个县和西安市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整个关中地区只留下了照金根据地这处红色政权，陕甘边形势非常严峻。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红四团虽然相继进入照金根据地，但这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过战，因此组织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陕甘边特委的身上。为此，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成员有特委主要领导和红军、义勇军、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