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现存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有周恩来的笔迹994处，仅《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这些珍贵的报表史料，极其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他真正达到了呕心沥血、兢兢业业的非凡境地。

　　周恩来每周都要几次约请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在听取汇报时，他总是亲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实事求是弄清真实情况，而且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总是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调运粮食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力求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考虑，合理调拨。为此，周恩来专门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周恩来对这份表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当他到各省视察时，有时对这个省的粮食情况比当地领导干部了解得还清楚。

　　据当年在粮食部门工作的一些负责人回忆：“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商量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他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拿数字做武器进行外交斗争

　　周恩来无论抓哪项工作，一向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以“数”服人，以理服人，在风云万象的外交工作上尤其如此。

　　1959年3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可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却胡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

　　周恩来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虚伪反动的论调，他说：“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2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110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我们所说的好心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