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我的一位老战友。
　　早在1962年大革命时期，他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反帝、反军阀、反官僚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记得1927年至1928年期间，我在陕西西安读中学时，正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开始进入低潮之际。我从党内得知他是三原县第三师范的学生，在与部分同学进行反对本校反动教职员的斗争中，被当局逮捕。在关押期间，他立场坚定，不屈不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党组织决定他转为共产党员，后取保获释。从那时起，我不仅知道了习仲勋这个名字，而且了解到他是陕西富平县淡村人，是距离耀县县城仅二三十里的近邻。
　　1932年秋，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家乡，在中共渭北特委的指示下，同当时在团特委工作的习仲勋在三原县东关体育场，秘密接了一次头。那时，党组织还处于地下活动状况，斗争环境异常险恶。为了不被人注意，我们俩人便站在一秋千架旁边，有说有笑地就当前的工作和需要重视的问题作了短时间的交谈，现在还记忆犹新。从此我们就相识了。同时也了解到他在此以前在甘肃苏雨生的旧军队中也曾做过兵运工作，彼此所在部队之间，因收编的矛盾，还打了一仗；后又与陕西省军委刘林圃同志（已英勇牺牲）等人参加领导了“两当兵变”。这次革命兵运虽然在几天内就失败了，但在当时当地却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年秋、冬之间，为了发展农民运动，扩大革命区域，习仲勋在渭北特委指派下，利用乡亲等社会关系，到耀县照金地区做群众工作，与当时曾在这一带行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取得联系，后到达渭北苏区，被委任为渭北苏区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在当地的一部分乡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为由陕甘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有利条件。
　　1933年春，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当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正在根据地需要发展、力量需要壮大时，红二十六军兼第二团政委杜衡思想上形“左”实右，不顾敌我斗争形势与刚创建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来之不易和艰难处境，错误地决定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敌人统治最中心的渭华及洛南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习仲勋和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都是坚决反对的，但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使部队南下后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于终南山了。
　　同年7月，当我们耀县党组织配合杨虎城部骑兵团团张王泰吉率部举行耀县起义期间，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以后命名为陕甘边耀县第三支队，我任该支队党代表）进入照金根据地时，我与习仲勋又相见了。由于这是党和革命的事业使我们走到一起，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我们一起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建党建政，共同奋斗了四五个春秋。
　　我们这次相见，正当耀县第三支队和王泰吉所率起义余部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相继集结在照金根据地的时候，也正是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处于被敌特破坏的情况下。当时许多同志对部队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及部队的统一领导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散行动则可能被敌人各个歼灭。于是，8月份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主持下，在陈家坡召开了有重要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大多数同志主张采取集中行动，并主张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几支部队的行动。习仲勋是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始终站在大多数同志一边，坚决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行动，为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3年10月，在习仲勋仍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时，乘我主力部队取得旬邑张洪镇等战斗的胜利、北上甘肃合水继续进行外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