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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湘鄂西大肃反
2018-07-11 11:29:45
作者:蔡接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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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一首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曾唱响全国,让无数人了解了洪湖和洪湖革命根据地,这首歌也曾经滋润了我的少年时代。然而,人们又何曾想到,在历史浪漫的情怀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曾经骇人听闻的杀戮和千古奇冤,那就是上世纪30年代初,以洪湖为中心的中共湘鄂西根据地的“大肃反”。这场所谓杀“改组派”的“肃反”运动,几乎是血染洪湖,人人自危,革命事业招致空前的损失,能征善战的将士一个个遭清除后,部队战斗力锐减,致使根据地大面积沦丧直至被迫放弃……

    笔者的故乡湖南华容曾经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祖父蔡协民烈士亦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去年,我因需要撰写一篇反映华容革命斗争史记的文章,故而大量地接触了整个湘鄂西的斗争史,尤其是记载湘鄂西“肃反”运动的那一段,因为,在我华容的革命斗争史上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刘革非、蔡玉坤就是蒙冤屈死于这场运动,另外,我的伯祖父蔡协安烈士的牺牲也与受这场运动的迫害有关。在着重查阅“肃反”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将矛头指向了当时大权在握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夏曦,他在这场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于湘鄂西根据地而言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以至数十年后,史学界对他的功过、他的死因、甚至他的名节定位依旧争议不休。

    夏曦1901年出生的湖南益阳,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校友,曾一道参加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个省的省委书记,革命经历可谓辉煌。最需要说明的是,1927年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王明一起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史学家研究认为,这正是引发他日后热衷搞“大肃反” 的可悲根源。回国后的夏曦于1931年3月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湘鄂西根据地于1928年由周逸群、段德昌、贺龙、程学敬等人创建,为当时三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

    本来在夏曦到来之前,中共中央曾派“工运名将”邓中夏来这里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邓中夏到来后着即开始进行党内军内肃反,结果错杀了一些好人,然而不久后上台的王明仍然觉得邓中夏的肃反力度不够,于是将自己的得力盟友夏曦派到湘鄂西来执掌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夏曦到达湘鄂西的时间是1931年3月15日。27日,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夏曦、贺龙、万涛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到湘鄂西后的夏曦打着“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要“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于是下令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即遭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牺牲于洞庭湖边一个叫贾家凉亭的地方。

    紧接着,夏曦又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他强令各工作组到各地执行新的土地政策,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了没收,而且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继而又打击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结果这些过火的政策扩大了我党的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非常不利于新生的我党政权,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主席团直接指挥。

    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接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撤销了邓中夏党内外一切职务。夏曦在湘鄂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党内军内许多同志的强列不满,尤其是他所推行的冒险的军事路线使得红三军接连受到重创,为挽危局,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等人不得不给中央写信,如实反映湘鄂西这边的情况,于是夏曦怀恨在心。

    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一度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于是, 湘鄂西“大肃反”拉开序幕。

    夏曦担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后,他把党内军内有正常分歧的同志都认定为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对他们进行了丧心病狂的残杀,他一共相继开展了四次“肃反”运动。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始于1932年4月,这场运动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起初是湖北天门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遭被俘的敌军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又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通过刑讯逼供,不到两个月便宣告他们已“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其结论是: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之八九是改组派”,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1932年5月,在湘鄂西省委会议上, 中共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和省委监察委员,我华容宗亲 蔡玉坤出以公心地对分局书记夏曦盲目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而提出了批评,因此得罪了夏曦,于是夏曦公报私仇,凭空诬陷蔡玉坤,硬是指责他是“改组派”分子,将其冤杀于洪湖。夏曦的亲信江奇在“审查”蔡玉坤时,知道他苦大仇深,是位坚定的革命者,近亲几乎都因他而被杀得差不多了,独留一个堂妹蔡玉珍还担任某乡妇联主席,于是给她发了一个开会的通知,将她骗至洪湖与蔡玉坤一起杀掉,还莫须有地说是“改组派搞串联”,真是疯狂之极。

    接下来,夏曦又把“肃反”的触角伸向了红3军。有红三军8师特务队队长因违反了纪律,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于是第二天8师参谋长胡慎己即遭逮捕,硬说他是改组派,随后被杀。紧接着夏曦又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为此,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无数党政军干部纷纷无端被捕,有去无回,一时间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多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几乎都是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这些人中还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周小康、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还有红3军的高级将领军参谋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8师师长段玉林等。 

    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是个杀人魔头,他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谁落入此人之手,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他遭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断,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多次被打得昏厥过去,临死前曾大声戚呼:“但愿早死,请为我等昭雪”;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亦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这令死者都得不到安宁。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遭通宵拷打,哀号之声不绝于耳,等到打到不能再打时,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将其当众打死;

    万涛被捕后,对夏曦比较了解的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在“马日事变”期间自己不光彩的表现,夏曦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说情,望他看在昔日在湖南省委共事的份上放万涛一马,哪知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被打昏。被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后,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掉,柳直荀还天真地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一起被抓捕。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于是,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连同彭国材一道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红军撤离洪湖苏区前,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变成了红湖,到现在洪湖地区的老百姓在进行田地改造时还经常挖出一坑坑的白骨来。撤离时,夏曦、杨光华等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惨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作为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在敌人逼近时他却无耻地携款临阵脱逃。总之,第一次“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称,他们逮捕的党政军各级干部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而究其实,他们上报的只是实际被害人数的十之一二,多么令人发指啊!

    第二次“肃反”始于 1932年8月,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夏曦在洪湖的胡作非为,导致到红二军团在洪湖地区军事上的失利,只好全军向鄂北陕南大撤退,当部队行至大洪山,在那里打圈子时,眼下的败局再次激起了夏曦杀人的欲望,于是湘鄂西第二次肃反开始了。他们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全无材料根据,仅凭指名问供。还有更滑稽的,比如捉拿樊哲祥、谭友林,只因为他俩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里刻过油印,这便是他俩的罪名。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并随即将他们杀害。接着又将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杀害于江陵县沙冈,此人文武双全,本是我党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都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他们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到头来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并停止“肃反”,但夏曦却极力主张在红3军中继续进行彻底的“清党”,和“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的提议,于是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虽然引起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的坚决反对,但他们却又无能为力,难改时局,因为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反对都无济于事,于是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仅夏曦一人操纵,杀戮仍在继续。 

    第三次“肃反”发起的时间是1933年3月。当时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已完全被改组派所把持了,“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给夏曦写信建议打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等是在分裂红军,是改组派在破坏湘鄂边苏区,要予以严厉的打击,于是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而且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将其斩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夏曦早就对他心怀愤懑,恨不欲其死。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都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其子亦被株连致死。同期遇害的还有陈协平,当时他被打折十指,而处死他的刑具竟然是石头,这等难以想象的残忍和恶毒,即使今人闻之亦发怵不已。第三次“肃反”株连之广泛,古往今来,闻所未闻。据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中显示,此次“肃反”共抓捕236人,处死56人,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次年春天。总共杀掉了包括团以上干部在内约3千多人。这次“肃反”全由夏曦诬陷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为“改组派”领袖而起。宋盘铭曾经对夏曦业已开展起来的“清党”工作有过抵触情绪,因此而得罪了夏曦,不巧在这个时候,有情报说宋盘铭有位朋友在上海叛变投敌,于是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由此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的,但夏曦坚持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却又被夏曦发现后再次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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