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杜睿一样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的大学生们，对于50年前那段历史的了解，也许仅仅局限于歌曲《我的祖国》中“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优美旋律。可他们或她们一旦融入历史，就会与那时人们的脉搏跳动在一起。采访时，19岁的杜睿急切地对记者说：“志愿军出国作战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啊，当1950年10月1日李承晚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时候，多少人并不过分的人生梦想被击碎，多少人本来同我们一样美好的生命轨迹被改变。某部宣传科长柳延春动情地说，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是什么，总会想到自己的死亡，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慷慨赴死？当他们抱起炸药包、握紧手榴弹冲向敌群，就要永远告别这个世界的顷刻间，谁能说他们没想到鸭绿江的这边，没想到屋檐下苦苦等待的白发亲娘，没想到村头小河旁依依不舍的儿女情长？但他们把对兄弟国家的支援、对远东和平的维护放在了第一位……在他们身上，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交融在一起，得到了最完美最充分的体现。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啊！”山东宁阳县盐业公司职工刘胜军，从小就听曾经是志愿军战士的父亲这样反反复复，唠唠叨叨个没完。前不久，刘胜军对记者说，现在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父亲离休在家，话少了许多，却一再对儿女们说： “国民党3次抓我去当兵，我逃跑了3次。跟共产党，我参加过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我也没给你们丢脸！”儿女们清楚，父亲在用他刻骨铭心的经历说明“什么是幸福”。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当然不知道那个时候全国有三四百万职工和知识分子失业，有三四千万农民正在遭受水旱灾害。可他知道，“如果朝鲜人民失败了，中国也没有好日子过。”父亲眼里的抗美援朝战争，就这样潜移默化成了儿女眼里的特殊世界：她与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像一条永远割舍不断的血脉———尽管他们谁也没有用这样的字眼。

　　一个值得纪念的交待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有了一个值得纪念的交待

　　1990年，韩国在“三八线”附近挖掘出3枚特别的印章。印章分属于“蒋立早 ”和“孙敬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副遗骨和一包用油纸包裹的“东北币”。有关方面判断：这是一位志愿军英烈。可他究竟是蒋立早还是孙敬夏，或者是为两人保存印章的其他人？这成了一个永远难解的谜。《中国广播影视》杂志主编助理周然毅博士怅然良久，作了一句话评判：青山埋忠骨，无名亦英雄，这就是人民战争。

　　战争免不了流血和牺牲。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有一种彩蝶纷飞的幻觉：文工团员晓燕，16岁，北京人，脖子上总爱系一条红色的薄围巾。她牺牲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的前一天———那天，她正唱着歌，敌机来了。朝鲜乡亲慌乱地跑，晓燕一边喊：“别乱跑！进防空洞！”一边挥动红色的薄围巾奔向开阔地带。红色的薄围巾，在爆炸的气浪中飞舞起来。

　　究竟有多少个“晓燕”在停战前一天，甚至前几个小时、前几分钟，献出了每个人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没有人计算，没有人知道。据说，停战的当晚，开城举行庆祝晚会。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没有跳。一位年龄很小的姑娘再一次邀请，她与晓燕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小姑娘仰头看去，彭德怀一脸令人敬畏的沧桑。青年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莫其逊对记者说，这一脸沧桑使他理解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崇高。

　　彭德怀应该笑的时候没有笑，可他一句大实话却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53年9月，他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第三次战役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曾慨叹：“胜利一次太重要了！”其实，这句话对1840年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中国来说，更为合适。一家商务公司的职员胡锦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对10 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一个交待，一个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交待。记者不由得想起，为了这个交待，我们有36万多名优秀儿女的鲜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其中11万余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他们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团职干部 20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