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担任终身教授新年伊始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江姐和彭咏梧唯一的儿子彭云定居美国

对话：今年我要争取回北京看奥运

国家公派赴美留学，后来留在美国，现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定居美国。作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的内心是否感受到烈士遗孤光环的压力？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记者就此与彭云进行了对话。

记者：您见过母亲的遗书吗？

彭云：小时候在舅舅谭竹安家里见过，但那时候年纪还小，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50年代，舅舅就将这封珍贵的遗书捐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记者：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

彭云：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还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国就很少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

记者：应出版社之约去美国出书之后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里？

彭云：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点学问，别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要不然儿子也不会到高二才去。

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后妻子和儿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

记者：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记者：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个领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吧。我的研究虽然在个人来说还过得去，但在学术领域里还算不上领先。美国的能人很多，最近这些年美国学术界也有不少年轻的中国学者做得也很出色。记者：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关系吗？彭云：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说话，高中时和生人并排走一个多小时，愣是一句话没说。长大后稍好点。在美国也是与生人讲不出几句话。美国人爱开PARTY，拿着一杯饮料来回转，我总是没转几圈就头疼了。我和妻子都最怕这个。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

记者：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儿子也在这儿。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今年争取能回北京看奥运会。

他的两个母亲没见过面江姐狱中写下托孤遗书因提前仔细看了江姐的照片，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母彭咏梧和江竹筠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那样是因革命斗争的需要走到一起的。他们先是为了工作需要假扮夫妻，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相爱并结婚。但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彭咏梧已与老家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