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

　　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狭长，幅员广大，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其境内有高原、平川、沙漠、丘陵和山脉；大兴安岭、阴山和贺兰山从东至西横亘内蒙古中部，将全区自然地貌分成南北两大片，北片为莽莽的高原，南片为丘陵平川；众多的河流、湖泊分布在山脉、高原、平川之上，使这里草场广阔，宜牧宜农，被誉为多姿多彩的内蒙古草原。如果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看历史，这里属欧亚北方大草原东段南部，既是这极其广大的草原牧业历史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再南的华北大平原和秦晋山间平原农业历史文化区紧密相连，史称漠南，毗邻漠北，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整个大漠草原历史文化演进的重要地区。

　　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孕育、到夏商时期游牧文明形成、至清代晚期游牧文明衰落的数千年中，这里一直是游牧文明的主人——素有“马背天骄”之称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东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主要民族，如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自春秋战国至元明清时期，次第承接，相继成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兴繁演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里纵观中国古代游牧文明历史，就其特质作一简要论述。

　　一、游牧文明的持续力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文明，数千年持续不断，同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悠久历史。

　　首先，从游牧文明生存发展的根基游牧生产上看，自早期游牧部族猃狁、土方，到东胡、匈奴、鲜卑族，再到后来的突厥、契丹和蒙古族，都以游牧生产为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事关民族兴亡，为立国之本。这在考古发掘上得到充分证明，史籍上也记载颇多。如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东胡已有成熟的游牧生产；《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游牧业极为发达，仅骑兵良马就达四十万骑；《魏书·帝记·序记》说鲜卑人“广漠之野，畜牧迁徙”；《隋书·突厥传》记突厥族羊马“遍满山谷”，“随水草迁徙”；《辽史·食货志》说契丹人“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元史·兵志》记蒙古族牧业更为繁盛，仅中央牧业管理机构太仆寺治下的马匹多到“殆不可以数计”。可见，游牧经济作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主体经济，作为游牧文明的根基，一直在持续发展。

　　其次，从游牧文明所表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看，也是数千年承续不断，且有着十足的游牧文明特征。以游牧民族的衣食住行为例，《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鲜卑之俗是“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辽史·食货志》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粮饷刍秣，尽赖于此”；到蒙元以后的蒙古族，在衣食住行方面更具游牧文明特色，且有许多文物传世，反映了他们适应自然的独特生活方式。游牧文明之所以能称得起一种文明，是它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具有区别他种文明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在数千年发展中，一直延续和发展了自身的特殊风貌。

　　再次，从游牧文明的创造者游牧民族的演替承接和草原王朝的兴亡承续上看，春秋战国时期，东胡族居蒙古草原东部半壁河山，建立东胡王朝；秦汉时匈奴攻灭东胡，继之建立统一大漠草原的匈奴王朝；北朝时鲜卑族成为统治草原的主要民族之一，数度建立鲜卑王朝；而后是隋唐辽宋时的突厥和契丹族，相继建立统一草原的突厥和契丹王朝；再后是蒙古族，则在建立草原王国的基础上，进而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大元王朝。这里列举的仅是主要民族，自游牧民族登上北方草原历史舞台，便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延续承接，从未间断。如果说中原汉族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从夏商到明清，建立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央王朝，王朝的更迭是以皇家姓氏的更替为标志。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则以游牧文明为基础，自夏商到明清，时而归属中央王朝，时而建立地方政权，时而也会统一北方或统一全国，也在一代代地更迭承续，它的更迭是以统治草原主体民族的更迭为标志，构成了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游牧文明的创造力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及至后来数千年发展，走过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丰富的漫长过程，使其从一种生活方式发展成一种文明，反映了它强劲的创造力。

　　首先，从游牧生产上看，牲畜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新石器时代是北方聚落人群最早驯化了羊、牛、马，而后渐次传到中原地区。尤其是马的驯化，最有力地反映了北方民族的创造力。从世界范围看，马的驯化是多元的。考证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古代北方狩猎畜牧民族就已驯化了马，这在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牧放和使驭马的情景。因为有了马，畜牧业才发展成游牧业，才发展成游牧文明，这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划的创造。在游牧文明后来数千年的发展中，北方草原民族游牧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使游牧文明逐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如优良畜种的培育、草场的合理使用、兽医技术的发展等等，无不体现游牧文明一种内在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才使游牧生产逐步发展，使游牧文明的根基逐步牢固。

　　其次，从游牧文明所表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看也是如此。仍以衣食住行为例，游牧民族的居室蒙古包，早在匈奴时期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它由木骨架和外覆毡片组成，拆迁方便，冬暖夏凉，抗风御雪，随牧群移动，极为灵活，是适应游牧生产生活的一大创造。在生活饮食上，更可看出游牧文明的创造力，如食用羊、牛、马肉，饮用羊、牛、马奶，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独具游牧特色的饮食品，不仅在游牧民族中代代相传，对中原饮食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物质生活上如此，在精神文化上也体现了游牧文明非凡的创造力，成为游牧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自古就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艺术，在音乐、舞蹈、绘画及文学诸多领域中都反映了特有的民族风格，匈奴的胡笳、契丹的文学、蒙古的歌舞等，史有盛誉，世有流传，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宗教文化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文明衍生出的特有宗教，是适应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的一种自然宗教崇拜，以自然界的万物有灵为信条，在维系草原民族思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