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后，李大钊曾经七次抵达黄浦江畔进行革命活动。

　　1916年1月底，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从横滨搭乘法轮赴上海。他这次到申城，是为了声援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他四处奔走，竭力呼吁，虽然逗沪时间不长，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翌年，他撰写的《哭沈汉卿君》一文提及:“吾去岁首，即往上海一次，兼周而归东京。”

　　1916年5月，李大钊为了投入国内的反袁斗争毅然辍学，从东瀛返回上海。逗留申城期间，几度同好友白坚武会面。《白坚武日记》(第一册)在同年5月2日记述:李大钊“不日来沪”；5月19日，白坚武从南京抵沪，立即去泰安里李大钊暂住处，“与守常叙谈”。当时，李大钊在寄给东京友人的信中说:“传闻袁氏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仍非出于一战不可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李大钊闻讯极为兴奋。没隔多久，他应邀前往北京，参与创办《晨钟报》。

　　1917年7月1日，李大钊由北京赴上海。当时，以“调停”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争端为由率“辫子军”闯进北京的张勋，开始上演企图复辟封建帝制的闹剧。李大钊怀着愤怒到申城友人家中暂住，并公开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张勋的复辟阴谋仅12天就破产。李大钊在沪待了数月，他回顾辛亥以来自己的经历，痛感过去革命的“流产胎殇”，决心寻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10月中旬，李大钊去南京会晤白坚武，下旬返沪；至11月9日，他离申城又去南京，旋即返回北京。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2年8月上旬，李大钊再次赴上海，此行是为了参加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的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在转赴杭州之前，李大钊曾去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与陈独秀讨论工作；他在从申城寄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自己正与陈独秀“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弟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信中的“赴杭一游”，显然就是指出席“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结束时，李大钊由杭州到申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受党委托前往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拜访孙中山。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世界思想潮流、国家政治建设等的精辟看法，都引起年长23岁的孙中山的重视。两人谈兴甚浓，论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竟接连几个小时不止，以至忘了吃饭。李大钊在后来撰写的《狱中自述》中，记述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间……”宋庆龄也曾回忆此情景:“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9月8日，李大钊由沪抵洛阳，很快就返回北京。

　　1923年“二七”惨案后，李大钊于3月自武汉赴上海。3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登载《北大旅沪的同学会启事》，其中告知旅沪的几位北京大学同人联系处，李大钊的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张春木转”。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今南昌路180号)，乃国民党在上海的本部(后也称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当时，李大钊仍关心着促进国共合作，特意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撰写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这是一篇论述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改组的重要文章；另外，他还曾去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到复旦大学演讲《史学与哲学》。4月下旬，他返回北京。

　　1923年10月下旬，李大钊又赴上海。因为在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令其密电北京，邀请李大钊赴沪会商国民党改组问题；李大钊欣然应约，故《北大日刊》登载的注册部通告称他“因事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11月底，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派自广州到申城，积极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12月9日，李大钊出席廖仲恺在国民党上海事务所主持的商讨改组的会议，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开展工作。其间，李大钊先后到上海大学演讲《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劳动问题的祸源》，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发表演讲记录或听讲者笔记；他在《社会主义释疑》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成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工是愉快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上的痛苦”；“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的不自由的地方去”。12月中旬，他离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