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位于派克路的协盛印刷所是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

192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0多个巡捕房的密探――“包打听”突然闯进协盛印刷所。当他们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时，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大搜查。

“包打听”拿着几张刚刚印出的传单，恶狠狠地质问毛泽民。

毛泽民镇静地回答说：“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

领头的“包打听”不容分说，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个车间里，又令人给毛泽民戴上手铐，秘密押到一家旅馆里。

当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得知毛泽民被捕的消息后，紧急部署营救工作。他批准可用3000元至5000元，保全数十位工人和价值1万余元资本的印刷所。但经过毛泽民在旅馆里与“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只付了800元，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没过多久，协盛印刷所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那位杨老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

国家银行成立时，到账的只有80万元债款和20万元流转资金，毛泽民难为无米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10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既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更要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毛泽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到开始长征整整三年时间，兄长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这些，毛泽东胸襟坦荡、意志更加坚定。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责无旁贷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只有5名工作人员。而红军部队的军需物资、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都由国家银行一揽子包下来。毛泽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而实际到账的80万元是债款，其余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又被财政部调走了。

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国家金库，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

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统一财政首先是把战争中的战利品由银行统管起来。因此，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了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实地指导，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

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下漳州城。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白天，他走街串巷，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到的物资，研究战利品和金银财物的运输问题。

这次出征，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消灭了敌人，补充了自己，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毛泽民在当地请了不少挑夫，把这些物资挑回瑞金，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