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4月初，福建分行正式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毛泽民专程从叶坪来到汀州，主持开业典礼。不久，江西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

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毛泽东请教，与邓子恢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毛泽民还注意查找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作参考。有一次，接收前方来款，银行的同志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仔细看后，如获至宝。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他们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创了金库管理条例。随后，国家银行又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

为了支援根据地建设，为革命集中社会财力，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有款存入银行，借款按透支办理手续。国家银行也发放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外贸的发展。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全面铺开后，总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到1932年冬天，总行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实行处、科两级管理。1933年4月，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后，工作人员增加到50多人。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1933年春天，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毛泽民经常向林伯渠请教，还与林伯渠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伯渠和毛泽民亲自授课。毛泽民经常对学员们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毛泽民是中央财政特派员，经常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筹办军需物资。他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还装有账簿和算盘。红军战士开玩笑地说：“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

邓子恢称赞说，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规模，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

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找到汀州城里的一家印刷社。那里的人告诉他，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

听说要设计苏区钞票，这下可把黄亚光难住了。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两脚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技术上搞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造假就困难了。”经过精心构思，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的图案跃然纸上。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票面。1元票正面为紫红色，横楣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票面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的两边，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