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抗”主力西撤时，在东路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滞留了一批治病养伤的指战员。他们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江抗”五路(当时“江抗”部队分为五路)参谋长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还有一些连排级干部及战士等。

　　“江抗”后方医院的前身是常熟“民抗”医院，而“民抗”的全称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民抗司令任天石出身中医世家，参加抗日武装前一直以行医为生。“江抗”东进后，原新四军六团卫生队与常熟民抗医院合并成立了后方医院，由原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任院长，十几名医护人员多半是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来的。

　　1957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写成长篇回忆录《火种》，并将其中部分章节以《阳澄湖畔》为名发表，讲到阳澄湖畔养伤的情景:

　　“……‘江抗’只得西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东路，留下了36个伤病员。

　　“当时，党告诉我们36个同志说，留下我们，并不单单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队频繁的流动，留下我们，重要的是党需要留下一把火种在东路！”

　　根据刘飞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医院最早是设在芦苇荡中大大小小的渔船上。临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众掩护着这批伤病员，通过医护人员为他们送饭送菜，并与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阳澄湖畔》中这样写道:“秋天过去，芦苇大部分被割掉，张家浜的乡亲们向县委提出请求:要把伤病员接到村里去住，乡亲们拍着胸脯发誓:‘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活着，伤病员就不会损失一个！’”

　　一天傍晚，张家浜的乡亲们，把伤病员从小渔船上接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各家门前的稻草堆里。这一年秋收的时候，乡亲们在堆稻草垛时，都不约而同地在稻草堆中间，搭起一张宽敞的床铺，准备帮助伤病员过冬。

　　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在村中目标是很大的。有一天，鬼子果然来袭击了。听到消息，张家浜的乡亲们扶着轻伤员，抬起重伤员，迅速转移到湖边，并用船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当年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王嶙等，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在曹家浜遇险的经历。1939年12月26日，日本鬼子突袭曹家浜，部分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医护人员被围其中。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大部分同志脱险，而王嶙本人就是因为当地一位大嫂主动与她姑嫂相称而骗过了敌人。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但当年的新四军伤病员，确实是在阳澄湖畔的广大乡亲们掩护下，才得以生存、康复的。

　　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

　　可以先走。

　　走？上哪儿去？

　　我们找部队去呀！

　　——《沙家浜》对白

　　伤病员们找部队去了吗？

　　《沙家浜》中的18名伤病员，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是36名伤病员。

　　如前面所说，刘飞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伤病员一共有36名。

　　36名伤病员说法的依据，来自当年芦苇荡中的一次登记。据崔左夫同志1957年写成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记载，当年在芦苇荡中，有一天湖水猛涨，冲走了一位伤员，夏光就主持召开一次伤病员会议，进行姓名登记，并组织轻伤员出来放哨。这次登记共有36人，所以后来人们习惯上一直称有36个伤病员。

　　因为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很大，所以这第一份记录在案的伤病员名单已经失传了。前些年，通过老同志的回忆和相互引证，形成了陈列在“沙家浜连”连史馆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的36名伤病员名单。

　　那么，这36名伤病员历史上的命运如何？他们后来找部队去了吗？

　　事实上，他们没有去找部队，他们是在党的指示下，在当地坚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