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2007年10月18日27版刊载《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一文，其中主要观点认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中国部领导米夫长期排斥打击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权威地位，成为米夫上升道路上的绊脚石。这个立论将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简单化了。

　　中共“六大”上米夫帮了瞿秋白

　　六大期间，米夫不仅没有迫害瞿秋白，反而在帮助他。当然，这种帮助可能不是出自米夫个人的意愿。“八七会议”党内路线的失败，使党内“五大”时就存在的反瞿秋白的力量更加公开化，形成了“六大”上反对瞿秋白的两个主要阵营：张国焘的全总派和王若飞的陈独秀派。在六大上，真正想从瞿秋白手里夺权的，是张国焘的全总派。“六大”反对的是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盲动主义其实是斯大林的路线。斯大林认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将迎来另一个高潮。这个思想被罗明那滋带到中国。当时党内绝大多数干部不明内情，所以瞿秋白就成了斗争对象。

　　面对这个困境，斯大林指示布哈林和米夫：只反盲动，不反瞿秋白。显然，斯大林是害怕反盲动主义过头，最后反到自己头上。

　　但是，张国焘等想在“六大”上夺权，于是，在明确了反盲动主义的基调后，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项英等29个干部联名，要求发电报，尽早将共产国际的意见通知国内，制止盲动主义。这个电报被米夫制止，直到六大的决议出来之后才发回国内。米夫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瞿秋白。

　　六大中央政治局提名中，米夫再次帮助了瞿秋白。在六大上，除了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人认为瞿秋白必须纠正错误，但可以维持中央的继续领导外，张国焘派和陈独秀派都坚决反对瞿秋白继续留在中央。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此后，米夫提出了一张7人名单：瞿秋白、张国焘都在其中。瞿、张调和，瞿秋白被保送进了中央领导层。

　　江浙同乡会调查与瞿秋白无关

　　江浙同乡会问题是来源于中大的管理权。1927年初，支持托洛茨基的中大原校长拉狄克被解职，教务长阿古尔暂时代理校长职务。这时，副校长米夫正带着王明在中国。阿古尔在周达明、俞秀松、董亦湘等老资格学生党员的支持下，在中大形成了很强大的势力，被称为教务派。这是米夫不能容忍的。他回国后，立刻采纳了王明的建议，设法搞垮了教务派，将阿古尔撤职调离学校，自己当上了中大的校长。不过，支持阿古尔的那些学生都还在中大，当上校长的米夫显然对他们并不放心。由于教务派的学生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是江浙人，所以在他当校长不满一年就以“江浙同乡会”为名，发动清算。

　　另外，中大学生中出现不少同情托派的人，前校长拉狄克也是托派。还有其他一些对米夫不满的人。用王明们的话说，就是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班的一些人中的教务派残余分子、国民党分子、共青团“先锋派”和所谓的工人反对派联合起来，形成了反对中大的“第二条路线”联盟，这就是“江浙同乡会”，蒋经国就是其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实际针对的还是当年的教务派。

　　米夫反对的是整个中共代表团

　　同乡会以及其他一些事件让米夫和瞿秋白关系日渐恶劣，同时，他与张国焘的关系也不断恶化。张国焘在六大中对瞿秋白夺权失利，自然对米夫非常反感。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发现，中大一些在国内经历过考验的干部，在这里居然被当局当成了反对派并受到虐待。1000多名学生中，只有那28个人是正确的。中大校方竟然还允许学生公开在校内的壁报上发表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这些都让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很不满。代表团和米夫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

　　1929年底，在中大的清党活动一开始，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英就公开指责瞿秋白和张国焘这两个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犯了机会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