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号，上海华东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应，也不开门，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夙愿不能了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中央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