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就是4月6日，曾山一起床，就给陈正人打电话问候：

　　“陈正人身体怎么样？”

　　他儿子接的电话，哭着说：“我爸爸晚上去世了，心肌梗塞……”

　　我们赶紧去他家，家里没人。陈正人的尸体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打电报把他爱人叫了回来。

　　为了陈正人的悼词，曾山还和造反派吵了起来。那一次，他真是气愤极了。曾山很重革命友情，要求悼词实事求是评价陈正人，但造反派不同意，说陈正人是“走资派”。曾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写上“陈正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造反派不同意。最后，曾山还是找到周总理才解决了问题。4月13日，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家属不同意部里的造反派致悼词，是曾山为陈正人致的悼词。看到陈正人躺在那里，他流眼泪了。

　　在追悼会上，周总理看到曾山脸色不好，很憔悴很劳累的样子，关心地问曾山： “你的身体怎么样？”

　　曾山拍拍胸口说没事。其实，虽然当时没有体检，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但他身体还是比较弱，心情更不好。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

　　5、曾山去世

　　1972年4月16日晚，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肖克来看望曾山。他和曾山十多年不见，肖克一进来，两个人就拥抱，很高兴。他们到里边房间谈话。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就回到客厅。他们谈到后来，越谈越激动，谈林彪、AB团、富田事变、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曾山靠在门口，脸色苍白。我问：

　　“怎么啦，要开水？”

　　他捂着心口说：“我这里不舒服。”

　　肖克见曾山身体不好，安慰几句，就站起来说：

　　“那你先休息，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两个人握握手，肖克就走了。

　　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

　　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

　　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

　　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

　　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

　　“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