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备受关注

　　近年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依然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是近年来最具影响的著作，作者根据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及其命运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随着对中共执政史研究的重视，毛泽东的执政思想和理论在研究者中间也引起了热烈的探讨和商榷。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了应建构毛泽东执政理论体系的建议，更多的研究者则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关于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则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另外，在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中，1966年7月他致江青的信很受关注。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这封信的解读，来理解“文革”初起时毛泽东的思考和心态。王年一把这封信和“五七指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那么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篇文献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对此，金春明提出了“自我解剖说”，许全兴提出了“备忘录”说，而刘林元甚至认为，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忧虑和不安。

　　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写信

　　近年来，学界对彭德怀研究的兴趣点是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上书和在这期间及以后的遭际。《彭德怀传》、《彭德怀年谱》以及《彭德怀自传》为人们总体上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该书披露了很多重要资料。比如，8月11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大会批判；毛泽东8月16日的讲话；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人事调整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继续批判的8月17日的工作会议。在对庐山会议的研究中，论者对彭德怀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信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入的看法。论者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庐山会议即将结束，但“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面谈，无可奈何，只有写信；二是他在西北小组的7次发言，会议简报没有很好反映出来；三是还有些问题，他感到不便在小组会上讲，认为写信更适宜；四是他把彻底解决“左”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认为只有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纠“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五是他认为自己的意见符合民心民意，在中央也有人支持，会引起毛泽东重视；六是中央各位常委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便说话，他给毛泽东写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即使不妥，也无大碍。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的原因，认为与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学习海瑞的号召对彭德怀的触动、甚至毛泽东的鼓励有关。研究者虽然对造成庐山会议悲剧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对其深层原因探讨依然显得不够，比如，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也许真理在你身边”，但为什么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产生和在错误发生后能很快直面错误并加以改正？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黄克诚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有关黄克诚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与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纪念文集》等，而《黄克诚自述》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则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作品。《黄克诚自述》在第二版中增加的三篇讲话，即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关于林彪的评价问题，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资料。学者们对黄克诚的研究更多的着墨于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刚正耿直、敢讲真话、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立场的风范和品格上，李锐评价他“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的人”。而黄克诚在庐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