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长期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医务人员王春玲及其丈夫陈强林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住处辞行。他们关心地询问彭总的身体情况。彭总说还好，没有大毛病，每天白吃闲饭，浪费粮食。陈强林说您可利用时间把毕生征战的经验写出来留给后人。彭总说，过去想写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但缺乏必要的历史资料、战史、地图等，仅凭个人回忆的东西价值不大。

　　陈强林说今天我们来辞行。组织上决定我到湖南郴州核工业部原料矿山工作，到这个地方工作的人政治上要求严，普通工人也要经过审查。国庆节前去报到，王春玲同去。

　　彭德怀听后，似不感意外，沉默了几分钟后说，趁你们年轻，到基层去工作，向群众学习，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利于增长才干。王春玲在北京长大，到外地去要有个适应过程，基层医务工作条件差，比不上北京，但可增长克服困难的才能。他又说，湖南是我的故乡，雨水多，人们常说：出门不带伞，看你好大胆。红壤土下雨粘鞋，你们要准备雨具胶鞋。那里冬季不冷，但潮湿，御寒条件差，你们对那里生活条件做了充分准备，到后或许比你们想象的要好。今天在这吃便饭吧!没有准备，随便吃点!陈、王说，不麻烦了!您讲的对我们准备工作很有用，我们早回去继续准备，请代向浦阿姨问好。彭总也不强留，但叮嘱不必来信，因不便回信，使你们不知信收到没有，遂起身送他俩到住处北面332路公共汽车站(北京大学站)。车开来，陈、王对彭总说多保重!上车后，彭总挥手到车开走才回住地。当时双方都心照不宣，料到未来不一定能再相见了。

　　彭德怀对陈夫妇外调不感到意外，是因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他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央文件，十中全会后停发，他只能看报纸，他曾说，成为脱党分子了。1960年9月，党中央为了压缩城市吃商品粮人口，精简职工外，还决定精简中央和政府机关，这是历史背景之一。另一历史背景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向全党传达，陈强林对在中央机关批判揭发彭德怀，思想上难以转弯，同事中知道陈夫妇同彭总来往多，因不少人内心也难以转弯，陈强林因而未被作为“右倾”分子揪出来。此前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陈强林参加工作组，到北京郊区县宣传贯彻中央决议，整顿人民公社。到农村后，看到一哄而起被冠以“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在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多劳不多得，社员生产情绪不高、怠工，食堂浪费大，人民吃不好，频有怨声等情景，陈强林内心疑虑重重，回到机关后也不敢说。实际上在1958年冬1959年春全国一些农村已有逃荒甚至饿死人现象。

　　陈强林本来对庐山会议疑虑重重，一年多来又亲眼目睹农村的严酷现实，内心中更钦佩彭德怀。陈强林虽在各种场合避而不提中央工作失误，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可能不流露，况且他又不善于伪装作假。陈这种精神状态的干部，自不适于在中央机关工作。于是上面以保密矿山需要政治上可靠干部为借口，把陈调出了北京。郴州矿山因初建不久，生活条件简陋。湖北人陈强林到矿山还能适应，但北方人王春玲却不适应潮湿气候，身上起湿疹，患了过敏性皮炎，这虽不妨碍工作，但却是难治的顽症。

　　1962年秋中央卫生部派一工作组到矿山检查防治职业病情况，其中一人与王春玲相识，了解情况后，对王春玲很同情，临别时说，回北京难以办到，但可争取调北方工作。经过一番波折，1963年春，王春玲调往陕西省临潼温泉疗养院医务室工作。陈随王调到疗养院任办公室主任。这里有骊山温泉、唐玄宗杨贵妃用过的华清池，还有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五间厅、“捉蒋亭”。该地与西安市有公共汽车来往，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比湖南矿山环境好。陈、王夫妇安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