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泽东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