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

　　“文革”中“戚大帅”——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那时，党在上海各中学里建立了不少地下组织，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声音。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