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当时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说，那你有很大风险啊，我说我知道，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寄给一个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编辑要用，主编不用，怕担风险。

　　改革开放刚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当时没有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拖了大概一个月，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他催我：应该有个态度。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表示作为党员，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让我留在学校工作，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

　　报告送上去两天，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高校还有文艺等，范围很大。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彻底否定“文革”，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一些人就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